根據我國國家的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犯罪嫌疑人在進行案情訴訟的過程中有權對案件的相關罪行自行認罪或者悔罪。那么，您知道認罪悔罪刑訴法具體怎么說明的呢?在刑事訴訟法中，當事人進行自首坦白自己的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對于自己的罪行進行認罪悔罪應當依據坦白從狂、抗拒從嚴的標準今進行。

我國法院2015年加強審判監督，各級法院再審改判刑事案件1357件。“其中，依法糾正陳夏影綁架案，陳滿故意殺人、放火案等一批重大冤錯案件，從中深刻汲取教訓，健全冤錯案件有效防范、及時糾正機制。”報告說。

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的決定》第二修正案，在第五編“特別程序”中專門增設第二章“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標志著我國刑事訴訟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取得了新的進展，但是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仍然面臨著一些立法上和實踐中的缺陷。

“隨著人的心靈在社會狀態中柔化和感覺能力的增長，如果想保持客觀與感受之間的穩定關系，就應該降低刑罰的強度”。我國俗語中一直有“亂世用重典”的說法，這和貝卡利亞的觀點不謀而合，都強調和平年代的刑事寬和。我國的刑事訴訟可以說采用了拿來主義，借鑒了西方關于刑事寬和理論的研究，使刑事寬和理論成為我國刑事司法實踐的一個重要理論。

一、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然運行

(一) 自首、坦白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犯罪嫌疑人雖不具有前兩款規定的自首情節，但是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從輕處罰;因其如實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別嚴重后果發生的，可以減輕處罰”。刑法第六十七的規定可以說是關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從寬處理最直接的規定。該條文明確指出只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自首或坦白也即認罪認罰都會獲得刑法相對緩和的評價，從而獲得從寬處理。

(二) 簡易程序

所謂簡易程序是相對于普通程序而言，基層法院按照一審程序就某些簡單輕微的刑事案件適用比普通程序相對簡化的程序。根據2012年《刑事訴訟法》第208條及有關規定，符合下列條件的可適用簡易程序：一、案件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

二、被告人承認自己所犯罪行，對指控的犯罪事實沒有異議的;三、被告人對適用簡易程序沒有異議的。簡易程序有利于緩解人民法院日益繁重的審判任務，更有利于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可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早日擺脫訴訟之累。簡易程序可以說是我國刑事司法實踐貫徹“從寬”刑事政策和實踐“刑事寬和”理論的典范之一。

在當前我國刑事訴訟案件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通過簡易程序對案件進行繁簡分流有利于推動部分刑事案件的快速解決，減輕當事人訟累之苦。與此同時，簡易程序也是切合我國憲法所確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需要。

(三) 刑事和解程序

刑事和解程序中的和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公檢法依法對案件從寬處理的制度。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77條的規定及相關司法解釋，公訴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和解必須具備如下條件：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須真誠悔罪;二、被害人明確表示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諒解;三、被害人自愿和解;四、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五、屬于法定范圍內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和有直接被害人的過失犯罪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的確立是我國司法改革的必然選擇，也是國際司法發展的趨勢，體現了公平正義和效率價值。

盡管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是國家的責任和義務，和被害人沒有太大的關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侵犯的是公共利益，打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為是國家行為。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雖然犯罪行為侵犯的是公共利益，但是受害人自身也受到了重大的傷害，理應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賠禮、道歉乃至補償。

我國刑事司法打擊犯罪的初衷也并非將受害人完全脫離于刑事司法之外。刑事和解制度給被害人提供了一個進一步參與刑事司法的契機，一方面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實現妥協和解，盡可能的減少對被害人的傷害;另一方面刑事和解并非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完全寬和的態度乃至不追究其刑事責任，而是實現一種平衡。

這種平衡來源于對被害人個人利益的取舍和公共利益權衡的一種微妙平衡。并不等于說刑事和解制度犧牲公共利益而維護被害人的利益，這是一種誤解，刑事和解制度只是我國刑事訴訟領域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的一種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九條：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公安機關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

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

二、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問題分析

(一) 缺乏系統的制度規定

當前我國對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處理的規定都是散見于法律條文之中，沒有形成一整套的法律制度，無論是“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還是“自首、坦白”、“簡易程序”、“和解程序”都可以說在我國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實踐中充斥著認罪認罰從寬處罰的共同本質。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些可以從寬處罰的制度沒有作出專門的規定，使得認罪認罰從寬處理在司法實踐中很難進行有效的統一。現行刑法使得我們從認知上很難把握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散見于法律條文中的這些制度被人為的隔離開來，阻撓了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共同本質的認知和理解，間接的妨礙了從宏觀上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構建。

(二)缺乏普遍認同的刑罰制度

刑法中的從寬制度，多為可以從輕減輕處罰，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我國刑法第六十七條對自首、坦白的規定仍然使用的是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而不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我國的簡易程序雖然指出案件事實清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認自己的罪行且同意適用簡易程序就可以適用簡易程序，卻沒有對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可否從寬處罰。盡管實踐中，一旦適用簡易程序，應當對其同時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七第三款的規定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實踐中適用簡易程序基本都會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從寬處罰，但是在適用簡易程序中做更直接的規定無疑應該更好。與自首、坦白一樣，刑事和解制度也僅僅指出刑事和解案件，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可以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法院可以對被告人從輕處罰，仍然沒有從立法上確定應當從寬處罰。理論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即使認罪認罰也未必會得到從寬處理。刑事司法實踐中，由于種種原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罪認罰后沒有得到從寬處理的案例也并不少見，從而導致很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認為司法不公，公檢法機關騙取其有罪答辯，不是在挽救自己，而是在坑害自己。

三、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改革走向

(一) 完善立法，明確確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隨著刑事案件的大量增加，公檢法不堪重負，爭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答辯是提高辦案效率的有效手段之一。現行立法并未建立一套嚴格意義上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信服公檢法機關的說辭，反而認為是公檢法在誘導其證詞。因此，在立法上，有必要建立一整套關于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專設一章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進行統一規定，從法律上明確確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將“自首、坦白”、“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從寬處罰的程序集中在一起，有利于強化我國對刑事訴訟中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認知。認罪認罰說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經認識到自己的犯罪罪行，并有積極悔改的表現，在這種情況下理應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積極的刑罰評價。因此，立法上應將其提升為強制性的法定情節，不再適用可以從輕或減輕的法律術語，即如果被告人認罪認罰就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法官在量刑時必須適用這些規定。明確認罪認罰的從寬幅度，當前，我國刑事訴訟中對從輕減輕處罰的幅度都沒有一個明確的規定，主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認罪認罰的從寬處罰幅度更是無從談起。因此有必要對從輕、減輕的幅度作出一個限定，以進一步保證司法的確定性。

(二) 強化對案件事實的審查

我國司法一直適用“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這么一條基本原則。因此，在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同時，必須堅持這一原則，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認罪為案件訴訟程序的推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是適用認罪程序的前置條件。因此，在堅持認罪處罰的同時，必須以犯罪事實為基礎，注重對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加以審查，確認被告人認罪的自愿性和真實性，防止冤假錯案的發生。我國刑事司法理論和實踐一直注重對實體正義的追求，因此特別強調案件事實真相。隨著國際司法交流的不斷拓展，我國在刑事訴訟領域也開始不斷強化對程序的價值重視，力求實現實體正義和程序正義的有機結合。無論是我國的司法傳統還是人們的基本常識都更加看重實體正義，程序正義對民眾來說甚至是無法接受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在構建刑事訴訟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過程中，必須要確保對事實真相的認真審查，防止片面追求這一制度而損害司法公正，破壞這一制度的民眾基礎。在我國這樣一個更加注重實體正義的國家里，民眾更加看重的是司法結果而不是司法過程，這注定了我國在構建各類司法制度中必須以確保司法結果公正為基礎。

(三) 域外制度的借鑒

《布萊克法律詞典》對辯訴交易的定義為“辯訴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較輕的罪名或數項指控中的一項或幾項作出有罪答辯，以換取檢察官的某種讓步，通常是獲得較輕的判決或撤銷其他指控的情況下，檢察官和被告人之間經過協商達成的協議”。辯訴交易制度主要包括三種類型，即罪名的交易，罪數的交易，刑罰的交易。辯訴交易制度存在的最大益處可能就在于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往往把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態度好壞作為一個量刑的酌定情節，悔罪態度好，往往可以“酌情從輕處罰”，這和辯訴交易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刑事和解程序從某種程度上更是辯訴交易制度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的一種變相嘗試。辯訴交易制度是否適合我國的現實國情和刑事犯罪需要，無論是理論界還是實務界一直存在爭議。因為即使是在美國，辯訴交易制度也一直受到詬病，但是辯訴交易制度卻在美國司法實踐中牢牢地站穩了腳跟。所謂存在即合理，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盡管有種種弊端，但是在美國司法實踐中也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美國司法實務界備受推崇。可以說美國通過辯訴交易制度最大限度的實現了有限正義，更好地平衡了公正與效率之間的關系，彌補程序正義的不足，實現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平衡，也有助于解決社會矛盾，實現社會效益。因此，在推動我國刑事訴訟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改革研究中，進一步加強對辯訴交易制度的理論論證和實踐論證是十分必要的。盡管關于辯訴交易制度的爭議不斷，但是隨著我國刑事犯罪態勢的變化，刑事案件的激增，案多人少的矛盾都迫切需要創新制度彌補司法人員不足的現狀。在推動刑事訴訟認罪認罰制度過程中強化對域外制度的研究非常必要。

當前，推動刑事訴訟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勢在必行。一方面要著重對現有制度的考究，探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共同本質;另一方面要強化對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未來走向的研究。既要注重本國刑事司法實踐需要，也要注重對域外制度的借鑒，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中摸索出一條適合我國刑事司法需求的制度改革之路。

綜上所述，關于認罪悔罪刑訴法規定的主要內容上文已經詳細說明。希望廣大群眾在涉及到相關的犯罪行為最好自行認罪，否則將會受到嚴重的處罰后果，同時也給自己和他人帶來巨大的傷害，同時廣大群眾在平時進行社會活動時應當遵守法律法規的規定，嚴禁違法亂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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