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總會有一些婦女會不自尊自愛，為了自己的利益，選擇了賣淫這個行當，這是一種犯罪的行為。同時，對于介紹賣淫的行為，也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而介紹賣淫也是要分情節嚴重和輕微的，那么，進行介紹賣淫情節嚴重怎么認定？

一、認定為介紹賣淫情節嚴重缺乏相應的法律基礎

我國1979年刑法只規定了引誘、容留婦女賣淫罪，1991年9月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于嚴禁賣淫嫖娼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其中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5000元以下罰金;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1萬元以下罰金。”至此，才有了介紹他人賣淫情節嚴重的規定。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執行嫖娼的決定>的若干問題的解答》(以下簡稱《解答》)第7條中規定：“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情節嚴重的，一般有以下幾種情形：

(一)多次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

(二)引誘、容留、介紹多人賣淫的;

(三)引誘、容留、介紹明知是有嚴重性病的人賣淫的;

(四)容留、介紹不滿十四歲的幼女賣淫的;

(五)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

第9條規定：“《決定》和本《解答》中的‘多人’、‘多次’的‘多’，是指‘三’以上的數(含本數)。”1997年刑法將《決定》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的主要條款予以吸收，只是在表達上適當做了調整。進而，《解答》在新刑法實施期間繼續有效。但這種情形自2013年1月18日起被打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1月4日聯合頒布，并于2013年1月18日起實施的《關于廢止1980年1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間制發的部分司法解釋和司法解釋性文件的決定》，明文廢止了包括《解答》在內的若干司法解釋及司法解釋性文件。自此，介紹他人賣淫情節嚴重的認定由于缺乏法律明文規定而處在一個法律真空期，要想認定情節嚴重只能依據相關法理。

二、認定介紹賣淫情節嚴重不合法理

就理論界而言，對于何謂介紹賣淫情節嚴重，極少有學者進行論述。實務界雖然有人注意到了這一點，但也只是感慨“在《解答》被明文廢止后，就存在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第一款規定的第二個量刑幅度被架空的問題。對此，應通過修訂刑法或者出臺新的司法解釋來予以解決。”在相關司法解釋出來之前，在缺乏明確法律規定的情況下，若有充分法理依據，則完全可依相關法理認定為情節嚴重。否則，將不利于刑法社會保護機能的實現，也不利于刑法的貫徹。但同時必須注意的是，此時要認定為情節嚴重必須慎重。據了解，重慶市忠縣法院將肖某某介紹李某某賣淫9次認定為情節嚴重的依據是司法慣例。根據該院之前的一貫做法，只要介紹他人賣淫5次以上，便認定為情節嚴重。對此，雖然裁判依據并非已失效的《解答》，但如此裁判同樣是不妥的。筆者認為，在量刑過程中除了考慮法定量刑情節以及酌定量刑情節之外，還必須考慮“情勢變遷、文化背景和傳統以及價值觀念”等因素。首先是情勢變遷以及價值觀念，事實上二者是一個統一體，情勢變遷往往影響著價值觀念的變化。關于情勢變遷，我國有學者提出：“評價者需要進行什么樣的評價，評價能達到什么精度，在很大程度上都受著評價情勢的制約。評價情勢從客觀方面規定了評價的必要性和任務，相應地也大致規定了評價者對所進行的評價的期望值和精度要求。”就量刑而言，也是一種評價活動，因而必定受時空等情勢變遷的影響。對此，我國《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也注意到了這一點，規定“量刑要客觀、全面把握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治安形勢的變化，確保刑法任務的實現”。盡管這是一個極其原則性的規定，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權威的法理依據，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具體到本案中，事實上，《決定》、《解答》都是二十幾年前做出的，在當時性觀念仍較為保守，甚至流氓罪都可能被判死刑的情境下，為維護公共道德以及善良風俗而做出此種規定是具備科學合理性的。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社會的性價值觀念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介紹賣淫的社會危害性同二十幾年前相比，決不可同日而語。“據調查，廣州的婚前性行為比例高達八成，上海接近七成，中國人對性的態度趨于開放。”這種觀念的轉變，使得社會對性價值取向更多的是采取寬容態度，而非像二十幾年前一樣斤斤計較。“在這樣的前提下，某些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如賣淫嫖娼犯罪等，在人們的價值判斷中會相應下降，這應當對其量刑產生重大影響。”因而，仍用二十幾年前的標準去衡量現在的犯罪是不妥當的。這也是最高司法機關廢除《解答》的重要原因。既然如此，同樣也就不應當再用之前陳舊的司法慣例去評價當下的介紹賣淫行為。

與我國相鄰的日本也設置了類似犯罪。根據日本現行刑法第182條之規定，“出于營利的目的，勸誘并無淫行常習的女子，使其與他人發生性行為的，處3年以下懲役或30萬日元以下罰金”。在定性上，同我國一樣，日本刑法學者也將其稱為與性有關的風化犯罪。但通過對比就會發現，在處罰上我國刑法要嚴厲的多，一般情節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則要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在很大程度上，這是兩國的文化傳統差異使然。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道德上提出了比西方國家更高的要求，自建國之初我國政府就致力于取締一切賣淫嫖娼行為，體現在刑法上，自然就是對于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的行為設置較高的法定刑。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的性文化傳統已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除部分少數民族或封閉地區以外，與日本等國家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差距。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國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第一款的立法根基就遭到了質疑。可成文法具有穩定性的特點，面對不斷發展的社會形勢，其天生具有滯后性的局限。“法律不是被嘲笑的對象。”面對成文法滯后性與社會發展之間的矛盾，為確保個案公正，就要求法官在罪刑法定原則之下，“目光在社會生活事實多元性和法律規范的統一性之間往還流轉”，根據法理和情理充分行使自由裁量權。

三、認定為介紹賣淫情節嚴重有違情理

將本案認定為情節嚴重也有違情理。從本案介紹賣淫方以及賣淫方的年齡來看，介紹賣淫者肖某某系未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而李某某系成年人。雖然犯意的產生系由肖某某引起，但李某某作為成年人，根據常理、常識以及常情，應當具備比肖某某更成熟的思維。李某某作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具有選擇自己行為的自由，卻經不住未成年人肖某某的勸誘，自動選擇賣淫，其自身具備較大過錯。且肖某某作為未成年人，自身認識能力，思維能力存在一定局限，和同齡人的同種行為相比，其社會危害性、主觀惡性以及人身危險性都要小的多。根據我國社會的普遍心理，相比未成年人肖某某的此種行為，恐怕會有更多的人責備李某某。因而，將肖某某介紹李某某賣淫9次認定為情節嚴重也是有違情理的。

四、對介紹賣淫罪情節嚴重的展望

在尚未修改刑法條文，也尚未出臺司法解釋的當下，介紹賣淫情節嚴重的認定處于一個法律真空期，為在懲罰犯罪的同時保障人權，制定一個認定情節嚴重的大體標準就顯得尤為重要。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15日在《關于正確適用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第一款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定罪量刑標準的通知》指出：“單純的引誘、容留、介紹賣淫三人次不宜再作為情節嚴重的認定標準，在入罪標準和情節嚴重認定標準的把握上，應當綜合考慮案件的整體情況，包括行為次數、行為對象、行為主動性、被告人有無前科劣跡等因素。”但在筆者看來，這一規定太過原則，在實踐中根本無法實施，不同的法官和法院極有可能作出不同處理，進而有損司法公平、公正。在無相關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任何法理與情理都只能作為出罪因素，而不能隨意作為入罪理由。故與其“做加法運算”，苦苦尋找何謂介紹賣淫情節嚴重的入罪標準，不如“做減法運算”，積極應用法理與情理原則進行出罪解釋。換言之，在司法實踐中，應以不考慮介紹賣淫情節嚴重為原則，以考量情節嚴重為例外，當且僅當適用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第一款第一個量刑幅度無法做到罪刑相適應時才應考慮第二量刑幅度，也即情節嚴重的情形。除非出現例外情況，否則在刑法第三百五十九條第一款第一個量刑幅度內量刑完全可以做到罪刑相適應，完全可以確保公平正義。

關于介紹賣淫情節嚴重怎么認定的相關法律知識就是這樣的了。我國關于婦女的權益是會進行維護的，但是如果婦女進行了違法犯罪行為的話，也是要接受法律制裁的，同時如果組織賣淫的話，同樣會要接受法律的懲處的。所以，在生活中，還是要遵紀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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