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認罰是我國近年在受理案件出現的一種新的情況，一些犯罪當事人對自己的罪行和犯罪事實能夠較為清晰的辨別。認識到自己的罪行，主動表態認罪認罰，對我國的法治工作帶來一定的便利性。那認罪認罰被害人這類行為我國法律有何解釋呢，下面小編就為你進行詳細的解答。

普通程序簡化審是近年來各地各級法院、檢察院基于訴訟積案的壓力，為提高訴訟效率而從實務中創設出來的一種新的法庭審理方式。《關于適用普通程序審理 “被告人認罪案件”的若干意見(試行)》(以下簡稱《意見》)在總結各地試點成果的基礎上對普通程序簡化審進行了若干規范，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意見》第9條作出了“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的規定，這一規定對于保障我國普通程序簡化審改革的順利實施有著深刻意義。然而，由于改革過程中各地司法機關對相關規定的認識和做法參差不齊，認罪被告人獲得從輕處罰的權利難以兌現，使我國簡化審改革的深入開展受到了一定的消極影響。因此，“對認罪被告人酌情從輕處罰”規定要作為普通程序簡化審的組成部分真正扎根于我國控辯式審判方式，尚需要進行一番反思和更加透徹的研究。

一、《意見》第9條的程序意義、適用情況及存在問題

1、《意見》 第 9 條在我國認罪案件審理程序中的主要意義

《意見》第9條規定對于深化我國刑事普通程序簡化審改革具有多方面的意義。 被告人認罪是一種法律行為， 及時訴訟和減輕刑罰分別是被告人在程序和實體上獲得的利益回報。 在程序法上， 被告人認罪可以獲得迅速及時的訴訟結果，對被告人認罪案件采用簡易程序審理是各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普遍做法。 在實體法上，被告人認罪是影響刑法適用的一種事實情節，被告人通過放棄自己部分訴訟權利和實體權利為國家有效節約了司法資源， 因此給予認罪的被告人以寬大刑罰是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采取的刑事政策。

(1)有利于激勵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辯，降低程序的對抗性，從而提高訴訟效率。“訴訟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被視為一種受制于投入產出規律的經濟行為。從微觀上看，訴訟過程中各主體所作出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的耗費同主體從訴訟裁決結果中所獲得的利益之間的比值關系，制約甚至決定著主體的行為選擇。”從輕處罰是與被告人作出何種程序選擇密切相關的一項權利。在被告人被羈押的情形下，減輕訴累對部分被告人有一定吸引力，但程序上的簡化并不是刺激被告人選擇簡化審理的主要動機。因為“依據人性之趨利避害本能，迅速得到量刑上的優惠恐怕是大多數被告人愿意認罪的最直接誘因”。“被告人作有罪答辯或無罪答辯的選擇時，法官在量刑方面可能采取的態度是其考慮的關鍵因素。”可見，要求從輕處罰的權利是被告人選擇簡化審理的主要動機，同時也是推動普通程序簡化審改革深入開展的關鍵因素。

(2)有利于培育訴訟民主化的理念和改善被告人訴訟地位。許多國家簡易程序賦予被告人享有程序適用同意權，使被告人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充分體現了尊重被告人主體性的價值理念。被告人作為一方當事人應有權自主作出選擇，即便選擇了有罪答辯，也是為了最大限度實現自身利益而作出的“自愿而理智”的選擇。我國傳統刑事訴訟理論往往更多地強調糾紛處理的權力屬性以及被告人的服從品格，庭審被賦予法制教育功能，被告人即使真心悔罪，甘愿接受法律的制裁，仍難以免除對他的開庭審判與憤怒的聲討，忽視了被告人的主體性。簡化審改革在尊重被告人意志的基礎上實現了認罪的自愿性，無疑有利于促進我國刑事訴訟的民主化和改善被告人訴訟地位。

(3)有利于將我國 “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法定化，實現刑罰的目的。對于普通程序和簡易程序中被告人自愿認罪行為，我國刑事訴訟法目前并沒有規定相應的法律后果，實踐中一般參照“坦白從寬”的刑事政策處理，而長期以來我國的坦白從寬政策卻一直表現出適用上的隨意性與不確定性。從實體結果看，坦白從寬政策在量刑中僅僅是酌定情節，對于坦白從寬者并非必須從輕、減輕處罰;從審判程序看，被告人坦白只是一種單方行為，被告人不可以與公訴機關就量刑問題進行協商，也不能因此獲得程序上的簡化;從效果看，在一些罪犯中，甚至在社會的一定范圍內廣泛流傳的“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的說法，以歪曲的形態反映了一種司法的悖論，國家法律鼓勵坦白，但坦白后將被定罪并可能判以重刑;法律禁止奸滑不供，但那種無視法律鉆法律空子的犯罪人卻可能因案件證據不足而逃脫法網。這樣，在很大程度上，坦白從寬成為騙供的同義語。《意見》第9條的規定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基本刑事政策衍化為法律，并在程序機制的保障下注入新的活力，有利于充分發揮此政策的優勢，有效促使被告人認罪和悔悟，實現刑罰對罪犯的矯正目的。

(4)有利于通過發揮控辯雙方在刑罰裁量中的作用，防止司法權過度集中化。近年來推行的不少司法改革措施使法官在刑事訴訟中的權力逐漸增大，這當然是樹立司法權威、實現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但是也應看到，由于我國沒有陪審團對法官審判權的合理分割與制約，在一些法官現有素質不能適應公正司法要求的情況下容易演化成為權力的濫用。量刑過程是一個包括認知、心理、邏輯等多種因素的法律操作過程，在規定幅度內自由審酌的量刑權力是法官的職權，但是過大的裁量幅度則既給法官的具體操作帶來困難，也容易為司法腐敗提供溫床。簡化審改革賦予被告人以程序選擇權，被告人通過放棄部分訴訟權益，參與到量刑問題的決定過程中來，并獲得明文規定的從輕處罰結果。控辯雙方對量刑的意見通過公開的程序渠道反映出來，是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一種制約。

二、《意見》第9條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情況及存在問題

從《意見》在本市試行至今三年多來的基本情況看，通過簡化審程序審理被告人認罪案件取得了比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一是適用范圍較廣。據統計，本市各級法院適用普通程序簡化審的案件涉及了盜竊、搶劫、毒品犯罪、故意傷害、貪污賄賂、尋釁滋事、非法經營、綁架、敲詐勒索等多個罪名。二是審判效率明顯提高。簡化審的適用使得庭審時間大大縮短，刑事案件平均審理周期從2002年的89天縮短到38.5天，縮短了56.8%。三是審判質量比較穩定，由于被告人對指控基本認同，所以上訴率很低，無抗訴案件，二審也基本維持，案件質量明顯高于同期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其他案件。四是從量刑情況看，普通程序簡化審案件的量刑大多集中在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以本市閘北區法院為例：該院2002年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共58人，占被告人人數的63.74%，2003年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共129人，占被告人人數的75%。該院2003年非監禁刑的適用比例由2002年的10.99%提高到36.05%，從而充分體現了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在量刑時酌情從輕處罰的刑事政策，

不足之處在于盡管兩年多來，呼和浩特市各法院適用簡化審的案件數逐年提高，但與“被告人對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實無異議，并自愿認罪的第一審公訴案件，一般適用《意見》審理”的要求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刑事案件適用簡化審的比率總體上偏低。究其原因，誠如上文所言，“依據人性之趨利避害本能，迅速得到量刑上的優惠恐怕是大多數被告人愿意認罪的最直接誘因”，筆者對本市審理的部分簡化審案件量刑情況進行了排摸，相當一部分認罪案件的量刑與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同類案件沒有拉開差距。實踐中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給予從輕處罰的這項規定未落到實處，部分被告人犧牲部分訴訟權利卻得不到對應的利益，是影響簡化審廣泛適用的重要原因。主要問題體現在：一是《意見》第9條作為酌定情節適用標準模糊，執法的隨意性大。有些法官對“從輕”幅度把握不準，出現量刑過輕或過重的傾向，影響了簡化審案件的審理質量。有些法官對自愿認罪的被告人判處刑罰從輕幅度過大，甚至比同樣罪行的自首量刑更輕，由于刑期在法定量刑幅度之內，檢察機關也不便提出抗訴。這樣，客觀上造成了坦白比自首更能受到刑罰優待的情況，顯然與我國的自首制度和刑事政策相悖。二是有些法官對自愿認罪的條件存在誤解，當被告人對某些事實和情節提出辯解時，他們就會認為被告人不符合自愿認罪的條件，案件不應按照簡化審方式審理，也不能對被告人從輕處罰。被告人為了得到從輕處罰，往往不得不放棄自我辯護權，從而影響了法庭對案件事實的準確認定。三是還有的被告人對有罪答辯后得到從寬處理的期望過高，而判決后又感到失望，再提起上訴，到二審期間才展開訴訟對抗，這就使得一審通過簡化審提高訴訟效率的目的未能得到真正實現。如我市某區法院判處的戴某販賣毒品、容留他人吸毒案件，由于被告人認罪，適用簡化審程序審理該案。被告人系聾啞人，又有自首情節，一審法院以販賣毒品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千元。上訴人認為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二審法院在原來從輕或減輕基礎上再予從輕判處，提出上訴。像這樣具有多個量刑情節的案件應當如何體現量刑上的優惠，實踐中也缺乏統一意見。

這類犯罪嫌疑人對自己的罪行進行主動交代，從審理的角度上來說符合我國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審理原則。在對案情和當事人的情形進行相應的了解后，可以對當事人進行一定的減免讓其更早的走向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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