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就算是比較發達的一線城市也就是在廣州上海等地方，都會在大街上看到乞討的人員，主要的集中點就是人口比較密集的地方，例如在火車站以及廣場的地方，有些人確實是因為生活所迫，但是有的就是一種被迫乞討，那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定罪標準是什么?下面就詳細介紹。

一、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定罪標準

犯本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

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條文內容

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條之一規定，以暴力、脅迫的手段，組織殘疾人、未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從事乞討的，應當立案。本罪為行為犯，不需要造成乞討人人身傷害或其他嚴重后果，只要行為人實施了以暴力、脅迫的手段，就應當立案予以追究。

二、構成要件

犯罪主體

本罪的犯罪主體為一般主體，即年滿16周歲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構成本罪，單位不是本罪的犯罪主體。需要注意的是，本罪只處罰組織者，也即在乞討團體中起組織、策劃、指揮、領導作用的人，其本人可能參與乞討行為，也可能不參與。但是，單純的乞討行為并不是犯罪，因此只是進行乞討的行為人并不符合本罪的主體特征。本罪的主體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幾個人，關鍵要看其在組織乞討活動中是否起組織的作用。[1]

犯罪客體

本罪的客體是雙重客體，組織乞討不但侵害了殘疾人與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且對社會正常的管理秩序也帶來了混亂。其中殘疾人與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是本罪的主要客體。國家為殘疾人制定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雖然不很完善，但是基本上保障了殘疾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但被組織以乞討為生，是對其人格尊嚴的傷害，而且本罪特定的行為手段也決定其侵害了殘疾人的健康權與身體權。同樣對于未成年人而言，乞討的生活會對其今后的人生產生非常大的負面影響，破壞了未成年人正常的成長發育。另外，乞討雖然可以稱得上是公民自身的一項生活自救手段，但是有預謀的，有組織的團體性乞討會對正常的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的混亂。

主觀要件

組織乞討罪的主觀方面是直接故意，即明知道自己是在組織未成年人與殘疾人乞討，這種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后果，并且希望這種危害結果的發生。間接故意和過失不能構成組織乞討罪。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罪犯罪對象的特定性，對于隱瞞年齡的未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行為人如果當時沒有察覺是否同樣以本罪論處?在日常生活中確實有一些未成年人發育比較早，身材和成年人差別不大。特別對于處于14周歲左右的人，其年齡界限更是難以具體把握的。現實生活中恐怕也很少有人在組織乞討前查閱身份證的，更別說有的未成年人為了某種目的往往把自己的年齡在戶口上改寫的大一些。依照罪刑法定原則，刑法中規定的年齡缺一天都是不符合刑法規定的。因此，如何在司法實踐中把握好標準確實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依照通行的犯罪構成理論，特定的犯罪對象是直接故意犯罪認識因素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因此行為人如果構成本罪必須是主觀上確實明知組織對象確實是殘疾人與未成年人，不然就不能表現出行為人應受刑罰處罰的主觀惡性。而且從刑法的謙抑性出發，也應當適當的限制這種在實踐中大量發生的行為的處罰范圍，以真正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但是，如果根據行為人行為過程中的有關情況可以表明，行為人主觀上是認識到對方可能是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但是其并不對此進行深究，而被組織者確實是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人時，此時應當認定行為人符合本罪的主觀要件。同樣在現實存在的題是，問題是，對于組織假冒殘疾人乞討，而行為人當時確實不知道的應當如何處理。因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規定，殘疾包括視力殘疾、聽力殘疾、言語殘疾、肢體殘疾、智力殘疾、精神殘疾等。而對于其中的聽力殘疾、智力殘疾言語殘疾、肢體殘疾、智力殘疾、精神殘疾等。而對于其中的聽力殘疾、智力殘疾與精神殘疾具體判斷起來是很難的，有時包括殘疾人自己也未必知道自己是符合國家殘疾標準的。而有的人為了找工作方便或者獲得社會保障，甚至辦了假的殘疾證明。國家刑法的規定是從實質上保障殘疾人權益的，同時刑法也沒有規定只有在外表上有特別明顯特征的殘疾人例如肢體殘疾才是本罪的犯罪對象，而且從本質意義上來說，組織任何種類的殘疾人乞討都是嚴重侵害其人身權利的。如果行為為時組織者確實是沒有，也不可能知道被組織者是殘疾人的，由于缺乏直接故意犯罪心態中的認識要件，從而也不能真正體現行為人應受刑罰處罰的主觀惡性，因此在;在這種情形下一般是不按本罪論處的。但是可以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規定，在考慮此情節的情況下依法對行為人從重處罰。而對于對方不是殘疾人，而組織者誤以為對方是殘疾人的，由于此時已經表現出符合本罪的主觀惡性，而且行為也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屬于刑法中錯誤理論中的對象不能犯，如果情節惡劣是可以按照本罪的未遂加以處罰的。

另外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在組織乞討罪中是否必須要求行為人具有非法獲取利益的目的。在刑法修正案的草案中曾經是有這方面規定的，但是在最終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公布的正式修正案中卻把這一項規定給刪除了。這是否意味著立法者傾向于不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有獲利目的呢?從本罪侵害的客體來看，立法者主要關注的是此類行為對殘疾人與未成年人人身權的侵害和組織乞討對社會治安造成的混亂。這從立法者把此罪在刑法典中的安排可以看出，立法者把本罪作為第262條之一加以規定，而刑法第262條所隸屬的類罪的同類客體又是公民的人身權利，實踐中發生的大量組織乞討行為的組織者都是以獲取利益為目的的，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確實會有一些并不為謀取利益而組織乞討的行為人。現實中有一些“丐幫”組織為了本團體的利益而有組織的進行乞討，組織者除了收取一些必要的報酬之外大部分的乞討所得都用于團體。但是，他們的暴力和脅迫行為已經嚴重侵害了殘疾人與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符合了立法者所要求的社會危害性，因此應當以組織乞討罪論處。而且從罪刑法定的角度而言，既然刑法中沒有規定需要有特定的獲利目的，而組織乞討行為人又不必然的會有獲取利益的意圖，那么在刑法解釋中添加此條就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違反。另外，從司法證明角度而言，行為人的主觀獲利目的往往是難以加以證明的，為了嚴密法網，切實保障殘疾人與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良好的管理秩序，對本罪不做主觀獲利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

近幾年我國的公安機關發現了有些組織在逼迫組織殘疾人、兒童來進行乞討，這種犯罪行為將會嚴重影響受害者的權益，我國的對于這些犯罪者都會追究刑事責任，嚴重者還會進行判刑以及處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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