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詐騙的手段中，集資詐騙的危害最大，影響人群最廣。檢察院發起公訴后，法院會展開審理，并作出一審判決。如果受害人對一審結果不服，可以提請上訴。這時，需要向上級法院提交一份上訴狀。那么集資詐騙刑事上訴狀該怎么寫？下面小編就通過一篇范文和大家重點講一講。

集資詐騙刑事上訴狀

上訴人(原審被告人)李某，，男，24歲，漢族，1990年1月18日出生于某省某某縣，，初中文化，系某某市某某區某部集資負責人，家住某省某某市某某縣某某村三組。

原審被告人胡某某，，男，漢族，38歲，1976年4月6日出生于某省某某縣，，初中文化，系某某某部負責人，家住某某市某某區川。

上訴人因不服某省某某市某某區人民法院(2012)某某刑初字第xxxxx號刑事判決書，現依法提起上訴。

上訴請求：請求依法撤銷原審判決，從輕改判為上訴人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并宣告緩刑或發回原審重審。

理由：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定性錯誤，適用法律及論理不當，量刑畸重。

一、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原審判決對上訴人所得集資款項數額在事實及論理部分表述模糊，不作認定。按上訴人及原審被告人在原審的供述辯解及證人(1)孫某的證言，2009年10月以原審被告人胡某某為業主的某某市某某區某部為集資單位，集資款項票據以該服務部名義出具，由該服務部償還借款本金，該服務部業主胡某某拿集資合同款的50%。上訴人是該服務部聘用的集資主管人員，因為是當場給客戶返還25%—35%的利息，上訴人所得到的50%集資款實際為支付利息后的125.58萬元減去胡某某提走的86萬元，剩余39.58萬元，該筆款項支付業務員勞務費39.58x60%=23.75萬元，上訴人所得為15.83萬元，這部分費用還包括宣傳、彩印、差旅等日常開支，這即是上訴人所掌握的集資款項，實際已基本被追繳退賠。

二、原審判決定性錯誤，適用法律及理論不當，量刑畸重。

1、原審判決在論理部分稱：“被告人胡某某、李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詐騙的方法吸收公眾存款……”。從而對上訴人以集資詐騙罪、且以數額特別巨大定罪量刑，予以重判，確屬定性錯誤。從案卷材料可以反映出，集資是以胡某某為業主的單位進行宣傳、吸引客戶，也是以該單位廠房、設備為條件，借款條據是以該單位名義出具，歸還本金也是由該單位償還。該單位業主胡某某提走集資款86萬元后，用于償還個人債務，處理交通事故，用于生產經營活動與籌集資金規模明顯不成比例，致使集資款不能返還。從而以他個人的后期行為從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轉化成集資詐騙罪，對此，上訴人不持異議。而上訴人并非吸收集資款的該服務部股東或合伙人，與該服務部生產經營活動沒有任何關系。上訴人確是該服務部聘用的集資管理人，所吸收集資款所占50%除去支付利息、業務員勞務費、宣傳、差旅等費用后，實為上訴人的傭金或勞務費。從行為方式和后果上訴人確實構成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但絕沒有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也不存在與胡某某共謀以詐騙方法騙取客戶款項。原審沒有任何上訴人非法占有為目的及共謀故意詐騙的相關證據。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第三款規定：“集資詐騙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應當區分情形進行具體認定。行為人部分非法集資行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對該部分非法集資行為所涉集資款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非法集資共同犯罪中部分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行為人沒有非法占有集資款的共同故意和行為的，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為人以集資詐騙罪定罪處罰”。因此，應區分不同情況，不能認定上訴人犯有集資詐騙罪。原審也違反我國《刑法》罰當其罪，罪刑相適應的原則。

2、由于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定性錯誤，適用法律不當，導致對上訴人量刑畸重，確罰不當其罪，罪刑不相適應，懇望二審予以糾正。

三、上訴人有多項從輕處罰情節

上訴人年齡尚輕，遠離家鄉，初涉社會，由于不辨是非，涉及犯罪。上訴人為初犯、偶犯，一貫表現良好，案發后積極退還贓款，最大限度減輕了受害人的損失。歸案后如實交代案件事實，認罪悔罪，懇望從輕處罰并宣告緩刑。

唯以上事由，特上訴貴院，懇請依法公正判決。

此致

某某市中級人民法院 上訴人：

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綜上所述，按照法律程序，當事人對集資詐騙案一審不滿的，應當向上級法院提出上訴，要求啟動二審程序。在集資詐騙刑事上訴狀中，首先要寫清原告被告信息及一審判決情況，然后提出自己的訴訟請求，并用大量事實和證據來為自己證明。在理由方面，可以從一審程序有誤，適用法律有誤方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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