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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廣大民眾來說，嫖宿并不比強奸來得熟悉，但在刑法上，兩者都屬于犯罪行為，都會受到刑事處罰。為了加大對嫖宿幼女罪的打壓，并與其它法律法規的原則相適應，刑法修正案九嫖宿進行廢除。

原刑法第三百六十條第二款規定，嫖宿不滿十四歲的幼女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新修訂后，廢除了“嫖宿幼女罪”對應條款。今后相關行為將依據強奸罪的對應條款處理，且從重處罰。

取消嫖宿幼女罪的理由

一、嫖宿幼女罪違背了《兒童權利公約》規定的兒童權益無差別保護原則與優先保護原則。

我國已于1991年批準加入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以下簡稱《公約》)，該公約是締約國制定本國兒童保護法律時需要遵循的基本準則。《公約》第2條對兒童權益無差別保護原則進行了規定：“締約國應遵守本公約所載列的權利，并確保其管轄范圍內的每一兒童均享受此種權利，不因兒童或其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的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民族、族裔或社會出身、財產、傷殘、出生或其他身份而有任何差別。”(公約中的兒童系指18歲以下的任何人)然而，我國刑法規定的嫖宿幼女罪卻并不符合這一原則。因為賣淫是以行為人具有性自主能力為前提的，根據嫖宿幼女罪的規定，既然幼女可以成為犯罪人的嫖宿對象，就等于間接確認了幼女的性自主能力。但是，我國《刑法》第236條同時規定，對于與不滿14周歲的幼女發生性關系的，不論幼女是否“自愿”，均構成強奸罪。這一規定的法理基礎在于，幼女并不具備性自主能力，對于性行為不能做出有效承諾。這也是世界各國刑法的立法通例。如此看來，嫖宿幼女罪其實是將幼女進行了“賣淫幼女”與“普通幼女”的分類，并對二者采取了不同的保護態度。這種因幼女身份差異而對其實施不同保護的做法，顯然是對無差別保護原則的違背。

《公約》第3條還對兒童權益優先保護原則作了規定：“關于兒童的一切行為，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從嫖宿幼女罪在我國《刑法》中所處的位置來看，該罪名屬于《刑法》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而非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我國《刑法》中的章節設置，主要以具體罪名所保護的不同客體來進行分類。一般而言，某個罪名所處的章節位置決定了其所重點保護的客體。嫖宿幼女罪處于“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一章之中，也就表明，在幼女權利與社會秩序之間，立法者更傾向于對社會秩序的保護。顯然，我國刑法將嫖宿幼女罪作為“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一種，而不是在“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力罪”一章中對其進行規定，這也不符合對兒童權益優先保護的原則。

二、嫖宿幼女罪不僅對幼女有污名化效果，而且也不利于防治此類犯罪。

眾所周知，嫖宿的對象為娼妓。從刑法規定可知，嫖宿幼女罪的犯罪人以幼女為“嫖宿”對象。因而，對犯罪人適用嫖宿幼女罪，與之相對的幼女就被認為是娼妓。以這樣的罪名來辦理案件，很容易對受害幼女造成二次傷害甚至終身傷害。這些幼女被貼上“妓女”的標簽后，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被鄰居指指點點，在學校里則往往遭到同學恥笑，既無法正常生活，也無法正常學習。受此影響，有的幼女在成人之后也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結果自暴自棄，反而真正走上了賣淫之路。

與對幼女的污名化效果相反，嫖宿幼女罪對于犯罪人而言，則有可能削弱社會的譴責度。罪名承載著社會對犯罪人的評價，所以，罪名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譴責性。就日常用語來看，“嫖客”和“強奸犯”所承載的社會譴責度顯然是很不一樣的(在某些落后地方，嫖娼甚至被視為男子有能耐的表現)。因而，以嫖宿幼女罪對犯罪人定罪處刑，其實是將“強奸犯”的標簽換成了“嫖客”，這就有可能削弱社會對犯罪人的譴責度，也不利于從嚴懲治和防范這類犯罪。

由于嫖宿幼女罪違背了《兒童權益》關于保護兒童權益的相關規定，再者，相對于強奸罪來說嫖宿幼女罪在刑法上的懲罰較輕，不利于防治此類犯罪，也對幼女有污名化的作用，刑法修正案九嫖宿被廢除。在現實生活中國有很多拐誘從淫的，所以，對于限制行為能力人需要提高對陌生人的警惕。

2020最新刑法全文（根據刑九整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草案

受賄罪刑法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