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金是一種較為經常適用的附加刑，一般不會單獨使用，根據相關法律的規定，罰金在被判處之后，若當事人提出請求，并且符合法律規定，那么就可以減免處罰。但無論是減免還是判處罰金，都必須根據法定的罰金的適用方式進行。

一、罰金的適用方式有哪些?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罰金有以下四種適用方式：

1、單科式

刑法規定的單科罰金主要適用于單位犯罪。例如，刑法第387條規定的單位受賄罪和第393條規定的單位行賄罪，對單位判處罰金。在這種情況下，罰金只能單獨適用。

2、選科式

在罰金單獨適用的情況下，刑法規定罰金與其他刑種并列，可供選擇適用。例如：根據刑法第275條規定，犯故意毀壞財物罪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在這種情況下，罰金作為一種選擇的法定刑，只有單獨適用，不能附加適用。

3、并科式

在罰金附加適用的情況下，明確規定判處自由刑時，必須同時并處罰金。例如，刑法第326條規定的倒賣文物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在這里，罰金只能附加適用，不能單獨適用。

4、復合式

復合式是指罰金的單處與并處同時規定在一個法條之內，以供選擇適用。例如，刑法第216條規定，假冒他人專利，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在這種情況下，罰金既可以附加適用，也可以單獨適用，究竟是并處還是單處根據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情節輕重確定。

前引司法解釋第4條對單處罰金的適用條件作了具體規定，根據這一規定：“犯罪情節較輕，適用單處罰金不致再危害社會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單處罰金：

(1)偶犯或者初犯;

(2)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現的;

(3)犯罪時不滿18周歲的;

(4)犯罪預備、中止或者未遂的;

(5)被脅迫參加犯罪的;

(6)全部退贓并有悔罪表現的;

(7)其他可以依法單處罰金的情形。”

二、法院罰金怎么減免

1、對罰金進行減少或免除可否由人民法院不得依職權進行? 對罰金進行減少或免除程序的啟動人民法院可否依職權進行，答案是否定的。這是因為罪犯本人、親屬對自己的經濟狀況最了解，是否喪失履行能力當事人最清楚，人民法院不宜越庖代儲。這樣做即可以防止人民法院濫用刑罰執行變更權，又可以避免因人民法院不適當的減免罰金而使國家財政收入減少，起不到懲罰犯罪分子防止犯罪的作用。

因此實踐中應由罪犯本人、親屬或犯罪單位提出書面申請，并提供相應的證明材料，人民法院應對申請的主體是否適格及申請理由是否適當進行審核，并重點對可以酌情減少或免除的事由證明材料進行審查，看看是否存在因遭遇不可抗拒而使財產財產減少滅失或罪犯因重病傷殘等而喪失勞動力或需要撫養的近親屬患有重病，需要支付巨額醫療費，確實沒有財產可供執行的情形是否確實存在。在此過程中，人民法院不得依職權裁定對罰金進行減免，只能根據有關人員的申請進行。

2、對罰金進行減少或免除應由人民法院的哪一部門進行? 罰金刑由人民法院執行，這是毫無異議的。

但有爭議的是，減免罰金的裁定究竟由人民法院內部哪一個部門作出，法律沒有明確的規定，理論有不同的意見： 一種觀點認為，減免罰金的權力屬行使刑事判決權的合議庭。因為罰金屬于一種刑罰，體現國家對犯罪分子的強制性懲罰。其他庭無刑事審判權，不能隨意減免。罰金數額是由刑庭根據具體犯罪情節、按照“罪刑相適應”原則決定的，既然是由刑庭作出，其減免權也應在刑庭，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刑事判決的嚴肅性。 第二種觀點認為，減免罰金的權力屬于行使執行權的合議庭。罰金的強制繳納屬于刑事執行的內容。雖然判決罰金數額的權力在刑事審判組織，但減免罰金的權力卻屬于執行權而非審判權的內容。執行組織不能行使審判權，同樣審判組織也不能行使屬于執行程序的權力。而且不論民事、行政訴訟中，執行裁定均是由執行庭下發，如按照第一種觀點，中止執行的裁定則更要由刑庭決定了，顯然與法相悖。因此，不能由刑庭制作裁定書，執行庭同樣要嚴格依法辦事，認真審查是否發生了不能抗拒的事實，并不會“隨意”減免。 第三種觀點認為，減免罰金的權力應屬于審判監督庭。理由是，對人身自由刑的減刑、假釋實踐中均由審判監督庭進行，財產型與人身自由刑均屬于我國的刑罰內容，根據類似情形類似處理的原則，對財產型罰金的減免也應由審判監督庭進行。即可以保持刑罰執行主體的一致性，也有利于強化人民法院的內部監督，以維護犯罪人的合法權益。 筆者同意第三種觀點。

根據審執分離的原則，作為判決罰金數額的權力在刑事審判組織，但減免罰金的權力卻屬于執行權而非審判權的內容。對罰金的減免屬于刑事執行的內容，因此減免罰金不應由刑事審判庭進行，因此第一種觀點是不正確的。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均沒有規定人身自由刑的減刑、假釋，財產刑的減免由執行庭進行。主張減免罰金的權力屬于行使執行權的合議庭沒有法律依據，第二種觀點也是不正確的。

3、在裁定對罰金進行減少或免除時應否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 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 還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此均未作規定。但根據刑事訴訟法基本理論，人民法院裁定減少或免除罰金應當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 首先，刑事訴訟法第八條規定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罰金的減免屬于刑事訴訟刑罰執行中的一項具體制度。刑事訴訟法第八條的規定規定在總則中，屬于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對各種刑事訴訟活動均具有指導作用，各種訴訟行為均應當遵守這一基本原則。因此人民法院在依法行使該權力時，理應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 其次，人身自由刑的減刑、假釋和財產刑罰金的減免都屬于刑罰執行的變更。

刑事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對人身自由刑的減刑、假釋的裁定如何通知人民檢察院以及對人民檢察院提出書面糾正意見的，人民法院如何處理，都作了明確而具體的規定。然而卻對財產刑罰金的減免如何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未作任何規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立法缺陷。 在立法未做出修改前，我們應當參照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對人身自由刑的減刑、假釋的監督的規定，人民法院作出罰金減免的裁定后，應及時送達同級人民檢察院，如果人民檢察院認為人民法院的裁定不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書面的糾正意見。人民法院應重新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并在一個月內作出最終裁定。 這樣，既可以保持法律適用的統一，避免出現類似情形卻有不同的處理結果的情況發生。又遵守了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做到了自覺接受人民檢察院的監督，也體現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原則。

但是單科式、選科式以及并科式等時屬于刑法的判處罰金的規定，民事法律以及行政法律是不適用這些法律規定的。各級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之前，必須先了解相關的法律規定，繼而才能實施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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