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從1997年刑法第54條規定剝奪政治權利是剝奪以下權利：〈一〉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二〉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權利;〈三〉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四〉擔任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的權利。剝奪政治權利是我國刑罰體系中附加刑的一種，可以附加適用，也可以獨立適用，為一種資格刑(另外驅逐處境、剝奪軍銜也屬于資格刑的范疇)，即國家對犯罪分子的一種政治上的否定評價，剝奪其參與國家管理和參加一定社會政治活動的權利的刑罰。其在我國社會發展、經濟建設中對懲罰犯罪、預防犯罪、維護社會穩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其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引發了許多爭議。其一、若從廣義上理解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將造成上述第〈三〉項和第〈四〉項存在的不必要，因為其已包含于第〈一〉項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之中;其二、上述第〈二〉項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六大自由的權利被剝奪是否有憲法依據，是否存在違憲之嫌?

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理解

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對狹義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理解有：①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指的是人們參加國家權利機關或代表機關的創設或組織所必需的那種選舉中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1]。②所謂選舉權是指選舉法規定的公民可以參加選舉活動，按照本人的自由意志投票選舉人民代表等職務的權利;被選舉權是指根據選舉法的規定，公民可以提名為人民代表等職務的候選人，當選為人民代表的權利。[2]對廣義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理解有：①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則指的是人們均為實現任何國家機關、公共團體乃至私人組織的創設或組織所必需的各種選舉中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3]②所謂選舉，既包括各級人民代表代表的選舉，也包括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村民委員會領導人員的選舉。[4]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涵義的不同理解使得對剝奪政治權利中此問題的解決和重新構建也不同。

1、采用狹義說的有學者認為“從作為剝奪政治權利內容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法律依據看，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我國憲法賦予公民的最基本或最重要的政治權利，刑法對憲法賦予的公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剝奪應當以憲法的明確授權或確認為依據。因此，對作為剝奪政治權利內容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理解，必須以憲法的相關規定為基礎，從而與憲法學上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理解保持一致，‘憲法學論述的選舉制度，并不是廣義的選舉，而是指選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原則、程序以及方式方法的總和’”。并認為“就選舉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人員的權利而言，該項權利同選舉國家代表機關代表的權利在重要性和神圣性上不可同日而語，刑法沒必要剝奪”。[5]這是對剝奪權利的重新構建，即將第〈三〉、〈四〉項廢除。另外支持狹義說者有學者認為保持現在的立法構造就可以了。

2、采用廣義說者認為，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是人們參與各種團體、組織、國家機關的選舉的權利，不僅僅是“國家各級人民代表”的選舉。在政治權利的重構上即將第〈三〉、〈四〉項廢除。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重新構造形式與采用狹義說中的第一種構造相同，而效果上與采用狹義說中的第二種構造相同。

筆者認為，盡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狹義與廣義之分，但從以上幾種重新構造的效果看，分歧在于在剝奪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權時是否也應剝奪其在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領導職務中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僅是公民參與國家管理、社會管理的有效途徑，也是其為追求生活的多元化而參加各種社會團體、組織的有效途徑。后者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同樣需要法律的保護，而不得隨意被剝奪;同時，從刑法的懲罰犯罪的角度出發，沒有必要將犯罪分子生活中由于自身的生活需求而參加各種社會社團、組織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剝奪掉。況且剝奪政治權利一般是在主刑執行完畢后開始執行，這時犯罪分子已經回歸社會，刑罰的意義已經不十分重要。所以在政治權利的重新構造上，筆者贊成狹義說中的第一種構造模式。

對言論、出版、集會、游行、示威自由的權利的理解

剝奪政治權利中六大自由的不合理性，從而引發學者對其內涵和價值性的爭議。“言論屬于以口頭表達為形式的表現行為，而出版則屬于以文字表達為形式的表現行為，二者均以語言形態而出現，故而有時被概稱為‘言論自由’”。[8]“從自由的表現形式和性質上講，公民進行集會和結社是表達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的延伸和擴展。游行和示威從其性質和表現形式上將，仍屬于言論自由的范疇”。[9]所以為了闡述的方便和便于理解，下文僅對“言論自由”進行剖析。

“從內容來看，言論(含出版)中包含政治言論、商業言論、學術言論、藝術言論、宗教言論等多種具體類型。”[10]可見，言論分為政治性言論和非政治性言論。所以，認同刑法剝奪政治權利中六大自由剝奪而避免發生上述事例尷尬的學者找到了理論依據。因為他們可以主張作為剝奪政治權利內容的言論自由僅指政治性言論自由。如“言論自由是指公民議論政治及一般公共事務不受干涉的自由。言論自由中的言論不包括公民談情說愛、議論趣聞軼事等生活用語的部分，也不包括關于檢察、控告、申訴等對國家行為產生影響的具有法律意義的部分。言論自由只是被特定化了的那部分言論的政治法律用語”。[11]而且有學者認為政治言論自由至少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言論自由：①批評和反對先行法律的言論自由;②批評政府的自由;③發表言論宣傳和支持各種政治見解、政治觀點、政治學說和政治信仰的言論的自由;④批評執政黨的言論的自由。[12]這為實踐操作提供了依據。

另外，有學者反對將言論自由中的自由泛解為“所有言論”，并論證了這種觀點的邏輯上的錯誤：①當一個人被依法剝奪了政治權利的時候，他的任何言論都是被禁止的，這無疑是宣布人為動物，法律因之也就成為使人不成為其人的工具，這樣的法律在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過;②當一個人被依法剝奪了政治權利的時候，他參加政治法律關系之外的其他法律關系的權利同時被剝奪，因為法律已宣判他不再具有意思表示的能力;③當一個人被剝奪了政治權利的時候，他的合法權益不再受法律保護。因為人的言論被禁止之后再也無法以控告、訴訟等方式進行權利救濟。[13]

而反對將言論自由僅限定為政治性言論自由的學者，主要有以下幾種原因：①將言論自由限定為政治性言論自由并沒有任何憲法學依據，因為憲法本身并未解釋第35條所規定的言論自由的內涵，而且憲法學著作在表述言論自由的涵義時，大部分學者認為言論自由是指公民通過語言的方式表達思想和見解的自由，很少有人將其理解為表達政治性的思想和見解的權利。②為了與刑法剝奪的言論自由的內涵和外延相一致而將憲法中的的言論自由也限定在政治性的言論自由之內，那么這種只保護政治性言論而不保護非政治性言論的憲法，有可能招致非政治性的言論不受任何法律的調整和保護的可怕后果。而且極有可能為專制者干涉甚至鎮壓公民的非政治性言論提供口實。[14]③政治性言論和非政治性言論在實踐中很難操作，容易造成社會的不穩定。

二、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權利的重新思考

當我們爭論到底該怎樣理解言論自由(包括其他五項)的涵義才能既與憲法保持一致，又能符合社會時代發展的需要時，我們應該用冷靜的頭腦首先反思一下，言論自由能不能被刑法給剝奪?本文將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闡述。

從立法構造的角度進行考慮

憲法作為根本法，它處于一個國家統一和完整的法律體系的核心，是依法治國的基礎和前提。憲法的根本作用在于法律、法規必須依照憲法的規定產生，法律、法規不得與憲法想抵觸。相對于憲法所確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法律、法規的基本任務是如何保障建立有效的國家權利運作制度來具體的保障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得以有效的實現。法律、法規要對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的剝奪或限制必須得到憲法的“授權”。如憲法本身就規定或默示對某些基本權利可以予以限制，規定某種基本權利“其內容有法律規定”、“在法律的限制之內”或“在法律的范圍內”予以保障等。[15]再看我國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其并沒有明文規定對這六種基本權利具體內容和保障方式由普通法律加以規定，也沒有明文規定或實際上默示性的規定普通法律可以限制這種基本權利。而我國刑法第54條卻無情把公民的這六大自由給剝奪了，這在法理上是講不通的。

從言論自由的本質屬性考慮

言論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權利，具有固有性、不可剝奪性。在其不可剝奪性上有許多闡述。“言論自由制度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學術自由、批評和反批評自由等等。這些都是社會公民不可剝奪的精神權利。”“人類，作為自然界的最高級動物，具有區別于其他動物的豐富多彩的精神活動和語言表達能力。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能夠思維并表達思維，……享有表達自由，才能使人成為本來意義的人，使人的精神得到解放，使人獲得自由。”[16]可見這種權利既不是造物主或君主賦予的，也不是國家或憲法賦予的，而是人本身固有的，同時又為憲法認可和保障。法國的〈〈人權宣言〉〉將公民的基本權利視為“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圣的”權利，美國憲法第1條修正案明確規定：“聯邦議會不得制定或禁止宗教自由的法律以及對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或對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愿訴求冤情救濟的權利進行限制的法律。”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公民的基本權利是人生而具有的，是在憲法、國家產生之前而存在的，憲法是為了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而加以規定。無論何時，也無論哪個國家，從來沒有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六大自由權利列入剝奪的范圍。[17]所以，在注重人權保障和刑罰謙抑的現代社會，刑法第54條第2項的規定理當應于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