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當中對以前的刑事訴訟法做出了一些修改，但是還是存在一些問題，關于特別程序規定的問題，雖然新法做出了新的規定，但是新的特別程序規定仍然存在不足之后，缺乏系統性，關于刑事訴訟法存在的問題是什么接下來讓小編來告訴大家有關的規定。

一、刑事訴訟法存在的問題是什么?

(一)特別程序規定

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雖然新法做了特別程序的規定，但并不完善。不管是針對未成年人，還是其他群體，既然是專門設置的特別程序，就應有其獨立性和完整性。然而，從新法具體條文規定中可發現，依舊有不完善之處，缺乏系統性。對于部分其他法律條例中明確規定的成果，以及倡導的做法，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并未明確體現。相關規定的具體內容太過簡單，在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中存在模糊之處。比如新法第二百六十八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只規定調查，并未強調是否形成調查報告，而此報告是裁量刑罰的重要參考依據。此外，新舊法中的某些規定存在矛盾沖突。

(二)監視居住問題

新法第七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符合逮捕條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監視居住……監視居住由公安機關執行”，主要規定了監視居住的適用條件和執行者。第七十三條則主要對執行場所做了規定：“監視居住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處執行……不得在羈押場所、專門的辦案場所執行”。第七十四條則規定了折抵刑期。

在以上三條規定上，法律界意見不統一，存在很大爭議。首先，第七十三條“無固定住處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而“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若在住處執行，可能會影響偵查，所以經上級檢察院批準后，也可在指定居所執行。問題在于該如何理解“無固定住處”，是在中國領域內，還是在偵查機關所在地，空間領域范圍不明確。結合現實考慮，嫌疑犯在中國領域內沒有固定住處的可能性很小，但若是按照偵查機關所在地來分析，那么非本地嫌疑犯可能都符合條件。關于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新法中也沒有明確的標準限制。其次，按照第七十二條的規定，需先判斷是否達到逮捕條件，這是司法機關的一項監督權，檢察院要先利用手中的證據分析嫌疑人是否構成犯罪，然后判斷構成何罪，最后決定是否具有逮捕的必要性。但此條規定中，公安機關可自行判斷。如此一來，其實就躲避了檢察機關的監督，可能會出現公安機關濫用權力的現象。

(三)庭前會議制度

新法增設有庭前會議制度，主要考慮的是庭審程序太過激烈，可能會出現各種意外，影響庭審效率和最終結果，所以設置庭前會議制度加以緩沖。在這個過程中，會對庭審重點以及審理方式等內容加以強調，進而確保庭審工作順利開展。自新法實施以來，震驚全國的劉志軍案、薄熙來案等重大案件均經過了庭前會議環節。但就整體而言，由于法律效力、審議范圍等原因，庭前會議數量并不多，在起訴案件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首先，庭前會議審議范圍不夠明確，以至于某些地方出現重復開庭的情況，造成明顯的資源浪費。部分地方沒有真正理解庭前會議的內涵，沒有抓住其工作重點，而是在此環節就展開實際調查、取證，把正式開庭后的事情提前完成，然后再度開庭，一方面重復開庭，另一方面破壞了訴訟程序。所以，司法機關應該明確指出庭前會議階段的審議范圍，比如限制在證人出庭名單、證據掌握情況等范圍內。

其次，庭前會議起不到應有的作用。很多案件中，庭前會議環節雖達成合議，但在之后的正式庭審中則輕易被推翻，庭前會議幾乎等同于虛設，毫無法律效力，必然會影響到庭審質量。所以，筆者建議：庭前解決非法證據排除問題，確認為非法證據后，不得再用于提起公訴的依據;若庭前會議中，司法機關已經依法對某項程序性問題做出決定，沒有足夠的新證據時，不得隨意更改。

(四)律師執業權利

首先，律師在實行會見權時存在障礙。舊版《刑事訴訟法》中明確規定，只要不涉及國家秘密，律師不需要經過批準便可會見犯罪嫌疑人。但在具體執行時，看守所則又有新的限制，必須有公安機關開具的證明，這就導致公安機關掌握了“太大”的權力。也就是說，如果公安機關無意讓律師會見嫌疑犯，就可以找出很多借口不開證明，如此一來，律師則不能行駛自己的會見權。新法中規定，律師在偵查開始時便可以介入案件，而且除了一些重大案件需要經過偵查機關批準，在其他案件上，律師只需持有執業證書，以及律師事務所的證明等相關文件，便可自由要求會見嫌疑犯。然而，雖然法律制度如此規定，但在具體執行中，依然難以落實，除了規定的證書文件，往往還被要求出示公安機關的立案通知書。換言之，公安機關又擁有實際決定的權力，將犯罪嫌疑人拘留后，以需要進一步偵查為借口，不予立案，也不會開具立案通知書，則律師就不能與嫌疑犯會見。而至于何時立案、何時才能開具立案通知書，權力還在公安機關。

其次，開庭審理前，律師不具備完整閱卷權，只能查閱部分證據材料。按照舊法中第三十六條明確規定，只有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律師才能完整查閱所有資料。然而第一百五十條條規定，若案件由人民檢察院提起公訴，只需把證據目錄和主要證據的復印件遞交人民法院即可。這就導致公訴機關極易將部分證據排除在外，甚至遞交給人民法院的并非主要證據，以至于律師根本無法閱讀完整的證據資料。當律師持有新證據需要申請準備辯護的時間時，若沒有通過，顯然其辯護效果會大大削弱。新法第一百八十一條看似做了調整，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很多案件還是依照的舊法。 　　

(五)非法證據排除問題

與舊版《刑事訴訟法》相比，2012年修改后的新法修正、增加了許多內容，比如防止冤假錯案的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呼格吉勒圖案是近兩年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的一件大案，揭露了我國現行法律存在的巨大弊端。而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則是針對此類案件的進步之處，2014年河北王玉雷故意殺人案中，王玉雷被誤認為是兇手。檢察機關根據發現的疑點，抽絲剝繭，堅決認為王玉雷應該無罪，同時加大偵查力度，最終真兇落網，避免了呼格案的悲劇。

可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能夠起到很大的作用，然而在具體落實過程中，仍然存在爭議，焦點在于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如何界定。若是采取刑訊逼供手段，進而獲得嫌犯證據，此類證據應當在排除之列，沒有太大的疑問;但依靠“凍、餓、曬、烤、疲勞審訊”等手段獲取的證據是否該予以排除則爭議很大。另外，正常偵查時難免會使用一些引誘策略，這與“引誘、欺騙、威脅”等手段該如何區分也無定論。這些爭議很容易導致兩個極端出現，要么排除過寬，要么排除過嚴。

借鑒西方國家在此方面的經驗，它們至少經過一個世紀才逐漸成熟，而我國顯然立法時間較短，加上現實社會中復雜的犯罪形勢，該制度的徹底落實有著很大難度。國內目前的偵查水平并不理想，如果非法證據排除范圍過大，極易導致出現大量尚未偵破的案件，對社會安定極為不利。

(六)訊問同步錄音錄像問題

新法考慮到可能會出現刑訊逼供的情況，會破壞偵查的合法性，所以增設有訊問同步錄音錄像制度。表面看起來沒有問題，然而具體執行時依然有很大爭議，主要是錄音錄像的性質問題。筆者認為，訊問同步錄音錄像不僅記載著與犯罪事實有直接關聯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還記載著偵查人員訊問是否合法的內容。在證明案件事實時，它和筆錄一樣是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載體;在證明訊問的合法性時，它又是一種視聽資料。雖然如此，但在現有法律框架內，訊問同步錄音錄像本身不能作為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據，而以工作性資料對待是適宜的。出庭時，筆錄仍是舉證質證的法定證據，但當被告人或辯護律師對訊問筆錄提出異議或提出訊問過程可能存在刑訊逼供時，錄音錄像可以作為證明證據合法性的證據使用。一方面，錄音錄像制度主要是為了規范偵查行為，只是作為一種輔助手段;另一方面，筆錄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內容的法定載體，而且筆錄較為簡練、效率高，而錄音錄像則需要很長時間，可操作性上有很大難度。

綜上所述，關于刑事訴訟法存在的問題是什么小編已經為大家解答了，在新的刑事訴訟法當中考慮到了刑訊逼供的情況，在獲得證據的過程當中不僅僅要保證刑事證據的獲得的真實性還要關注證據獲得過程的合法性，也就是程序上的合法和正義，如果刑事證據獲得程序不合法的話也是沒辦法證明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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