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金融詐騙罪分類依據

我國《刑法》分則在犯罪分類上堅持以犯罪客體為主，以行為和對象為輔的分類方法。在《刑法》分則各章的劃分上以及同一章中各節同類犯罪的區分上都是以客體為主要的劃分標準，而在同類犯罪中的具體個罪劃分上則以行為和對象為劃分標準。這種以客體為標準體現在市場經濟中就是對經濟領域的劃分。這一點從我國《刑法》第3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每一節的設置上，可以明顯地看出。涉及到金融領域，第3章則有兩節的規定，即第4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5節金融詐騙罪，對于這兩節的罪名設置，有觀點認為第4?節是明顯按照客體標準來進行的分類，第5節則是按行為方式所進行的分類。筆者認為，這樣的觀點是不妥當的。因為雖然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詐騙罪都是發生于金融領域的犯罪，從廣義來看都是對金融秩序的侵害，但是這兩類犯罪之所以劃分為兩節，原因仍在于它們所侵害的客體是有區別的。金融秩序是一個相當大的范疇，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所侵害的客體是金融管理秩序，這種秩序體現了國家對金融行業的直接管理，其行為直接違反了有關金融行業的管理規定，而金融詐騙罪所侵害的客體，主流的觀點認為主要客體是金融管理秩序，次要客體為公私財產所有權。

筆者認為，對于金融詐騙的行為而言，所涉及的并非對國家金融行業直接管理的侵害。因為金融詐騙行為的直接受害人是被欺騙的金融機構，犯罪行為直接挑戰的是金融機構本身，金融機關在業務運作中往往有一套監管體系，所以如果說這類行為侵害到國家及其有關主管部門制定的相關金融管理制度，這樣的侵害也只不過是在逃脫金融監管同時的一種間接性侵害，這點和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中直接針對國家金融管理制度的犯罪行為是有區別的。因此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這類犯罪所涉及的主要客體實際上是金融秩序中的金融交易秩序。而在金融詐騙這一類罪中，所有的犯罪類型在行為方式上都具有欺詐性，因此對于具體個罪的劃分，我國《刑法》實際上是以行為對象為主要的劃分標準。

正是基于這種犯罪分類方法，使得即使是同樣的犯罪對象，由于與不同的行為方式或不同的行為階段相結合，就體現出了不同的客體價值，因而在犯罪的類型上就有了不同的歸屬。以金融票證為例，我國《刑法》中所涉及到的金融票證包括：票據(匯票、本票、支票)?、金融憑證(委托收款憑證、匯款憑證、銀行存單等其它銀行結算憑證)?、信用證(及其附隨的單據和文件)和信用卡。

《刑法》將以金融票證為行為對象的犯罪類型分別置于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這一章中的不同小節。在妨害金融管理秩序罪這一節中第177條規定了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該罪具有行為模式統一而行為對象多樣化的特點，可見在立法技術上，對于此罪的設立以行為模式為基準。而在金融詐騙罪中則將金融票證進行了細化，分別規定了第194條票據詐騙罪、金融憑證詐騙罪、第195條信用證詐騙罪和第196條信用卡詐騙罪。盡管這幾個罪名在行為方式上有類似性，都是“明知是偽造、變造、作廢的……?而使用的”、“冒用……?”，但由于行為對象的不同而成立不同的罪名。可見這幾個犯罪的設立以行為對象為準，如此立法的原因大概在于，以金融票證為行為對象的欺騙性行為，既存在相同的行為方式，也有各自不同的行為表現，且行為表現形式的多樣化以及行為表現形式的不確定性，使得以行為模式為準的類型化相對而言不如以行為對象為準的類型化更具備穩定性與可操作性。

在中國的金融行業中，國家既是宏觀調控者，也是直接的競爭參與者，所以我國的金融市場是一種不完全的競爭市場。我國強調公權力管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國金融機構主要以國有資產或通過國家持股的形式而創辦，國家直接參與金融競爭，對金融體系的破壞實質上就是對國家所有權的侵害。此外，對公權力的倚重也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強調行政管理的一種慣性。因此，對金融秩序的破壞，不僅是侵害了國家所有權，而且還是對國家管理權威的蔑視。

國家雖然通過制定金融領域的管理規則而調控并參與金融市場，但當這些管理制度受到違法行為挑戰時，為保護國家所有權和維護國家管理權威，刑法其最后的嚴厲性必然成為了保障轉型時期國家對金融市場管理有序化的最后武器。因為這種秩序是國家管理和參與之下的有序化，所以刑法在將行為進行犯罪類型的歸屬時，也必然與國家金融管理的不同領域相適應。金融犯罪客體的區別就是基于國家管理和參與金融市場的不同領域而產生的不同社會關系。正是國家對金融秩序的直接管理和對金融交易秩序的間接管理決定了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詐騙罪的不同客體。

以上知識就是小編對“什么是金融詐騙罪分類依據”問題進行的解答，我國金融詐騙罪分類的依據是我國的刑法，刑法中對金融詐騙罪涉及的類型和罪名進行了分類。讀者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幫助，歡迎到律霸網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