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繼承法》，被繼承人的父母、配偶和子女為第一順位繼承人。因此，他必須證明“父母的父母”爺爺奶奶已經死亡，“他們早在解放前就去世了，即便在世也有150歲了。”但是沒有部門能夠給他開出這份證明。

一年多來，他在不同地點、不同部門之間輾轉奔波，在塵封已久的檔案中拼湊自己的家族信息。但因年代久遠，過往登記的紙質資料信息存在“斷代”甚至消亡情況，他找不到“父母的父母”死亡的證據，難以舉證。

上輩留下房產

去年春上的時候，徐*清想把父母留下的房產過戶到自己名下，然后再留給兒子。位于劉家大堰的這套房子，房產證上是父親的名字。按法律規定，凡領取房產證的房屋，房屋權屬人死亡后，其合法繼承人就可以申請辦理繼承登記。

徐*清說，在房管局，他被告知“須先申報遺產繼承權公證”。他趕緊跑到市公證處。填表時，看著清單上羅列的證明材料，徐*清感覺“頭都大了”。為了辦齊證明材料，他來往于社區居委會、派出所、檔案館、公證處等。但在“父母的父母的死亡證明”這道關鍵手續上卡殼。

徐*清說，他的祖籍是“漢陽新溝”的。父親徐*香只有10多歲的時候，爺爺、奶奶就過世了，后來被一位叔伯哥哥帶到宜昌讀書，后投身革命，和老家幾乎沒有聯系。解放后，徐*香在一中當老師，2002年過世時88歲。2013年，徐*清的母親過世，老人共留下兩套房產，“當時也沒有這個意識，留個遺囑啥的。”

徐*清共兄妹四人，徐*清是老大，還有大妹徐*珍、小妹徐*麗和小弟徐*端。不過，小弟在1988年因為疾病去世了。對于父母留下的房產，兄妹三人都協商好了，一套歸徐*清，另一套歸徐*珍。

開具證明卡殼

徐*清找到所在的劉家大堰社區，社區的負責人告訴他，“你如果要證明你父母死亡，我們可以出證明，大家都親眼所見。”但社區拒絕為他開出“父母的父母”死亡證明，“這個我們確實不知道啊，怎么證明呢?”“別人說的也在理。”徐*清又跑到轄區派出所尋找幫助。“里面的民警很熱情，但開證明的事也讓他們很為難。”徐*清說，民警告訴他根本就查不到相關檔案。

公證處又把徐*清支向法院，“他們一錘子就能搞定。”事實上，對于這些林林總總的證明，公證處并不是“有意刁難”。因為根據法規，公證出具的結論是認定性的，如果依據公證書做出的行政行為錯了，公證處要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如果到法院訴訟，用調解書、判決書都可以直接過戶，不用提交公證書。”在湖北三雄律師事務所律師毛*國的指導下，徐*清把自己的大妹、小妹告上法庭;而大妹則把徐*清和小妹告上法庭，律師試圖通過法院進行庭前調解，最后讓他們拿到法院的民事調解書過戶。

訴訟之路不通

今年8月20日，西陵區法院給大妹徐*珍訴徐*清和小妹徐*麗的案子下達了民事調解書，她順利辦下過戶。遺憾的是，在對徐*清訴大妹徐*珍、小妹徐*麗的案子時，法院認為：“原告徐*清及被告徐*珍、徐*麗雖簽訂了遺產分割協議書，但原告提交的證據并不能證明徐*清、徐*珍、徐*麗系被繼承人全部第一順序繼承人，故對該協議的效力本院難以確認。”

法院的這個判決讓律師毛*國傻了眼，更讓徐*清感到無可奈何。“我父親如果還活著，都一百多歲了;爺爺奶奶如果還在世不成神仙了，怎么可能還活著?”11月23日，徐*清在市二醫院病房里，對如何才能繼承父母房產感到絕望。之前，為了這個官司他已經支付一筆不菲的訴訟開支，“這到底是怎么啦，自家房子咋就歸不到自己的名下來呢?”

訂立遺囑必要

為避免遺產繼承糾紛，律師毛*國建議，“盡可能在生前訂立遺囑，并在遺囑中寫明財產的歸屬和處理方式。最好要在第三方見證的情況下，對遺囑公證。公證就是為了依法保護公證雙方的合法權利，避免日后產生糾紛和矛盾。”

對于遺產繼承權公證，業界也有不同的聲音。據報道，在2015年的北京市“兩會”上，就有12名市政協委員聯名，認為繼承權公證“手續繁瑣、花費巨大”。公證機構往往要求繼承人提交100多年前出生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死亡證明等文件，而他們可能二三十年前就去世了，這樣的要求超出了普通百姓的能力范圍。對此，也有不少法律界人士呼吁以“聲明”代替“證明”。中華遺囑庫管理委員會主任陳-凱曾提議建立公告制度，“房產局認可后發一個公告或通知，如果其他人有異議就去法院訴訟，如果沒有異議，公告期過了就過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