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長、審判員：

你院受理的被告人涉嫌強奸一案，經被告人委托和湖南宗元律師事務所指派，郁康明律師擔任其辯護人，經認真的庭前準備，現依據事實和法律提出如下辯護意見：

一、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犯強奸罪證據不足，沒有提供合法指控證據。

1、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犯強奸罪的直接證據只有言辭證據(被害人的控告和被告人的供述)，沒有任何物證等證據予以證實(被害人的報案筆錄寫明“自己下身流滿了精液”)，而言辭證據是一種主觀隨意性強、穩定性差、極富情感化的證據，將其作為定案依據證明效力相對較弱。

2、該案被害人的控告與其本人和被告人電話通話錄音內容互相矛盾。該電話錄音系零陵區公安局刑偵大隊所退回收繳被告人手機中遺留的，本辯護律師根據《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規定收集的，交談雙方語態自然平和，情緒淋漓盡致，內容客觀真實，電話中通篇都是為被告人著想，希望被告人遠走高飛，只是要被告人出一萬元錢了事，不想把事告訴別人(包括以前不可告人的事)。

3、被告人的有罪供述系刑訊逼供而來。被告人在檢察院公訴人員第一次提審時全部否認了以前的供述，并對案件事實作了真實的陳述，在此后律師會見時又反映其被公安、檢察辦案人員刑訊逼供、誘供、指供的情況。

二、被告人與被害人是自愿發生性關系的。

1、辯方提交的被告人與被害人的手機通話詳單及他們共同朋友的證人證言“被告人喝醉了，被害人扶起他走”，“被告人要我們喊被害人喊嫂子，我們都喊了”(見原審法院卷34頁侯某證言)、“被害人主動提出過要被告人開房”，“還有幾次也是他(指被告人)送被害人回家的”(見原審法院卷59頁李某證言)、被害人本人的陳述“每次都四人以上”(見原審法院卷44頁)，“當晚被告人走了，你會告發嗎?不會”(原審法院卷44頁)等大量證據證實了被告人與被害人是一種戀人關系，兩人間存在十分密切的、長時間的私語，曾經在公眾場合有過親昵舉動。

2、從被害人當晚22：20主動打開門讓被告人進入自己房間，到23：39報派出所，兩人在房內相處、活動一個多小時周圍居民無人聽見呼救，性交后被害人自己主動沖洗下身，被告人在性交后睡在被害人家過夜，事后被害人向七里店派出所報案稱不是強奸及第二天被害人電話中叫被告人躲開其男朋友等一系列事實足以看出，本案在男女發生性行為時，既不違背婦女意志，又無勉強女方就范的行為，雙方從內心到外部表現形式為完全自愿，屬典型的通奸行為，全面審查男女雙方平時的關系，性行為發生的時間、地點、環境條件，性交后婦女的態度，女方當時有無報案條件、報案的目的，女方的道德品行、生活作風情況等等，均證明柏曾之間性行為是半推半就，順勢發財，“就”是主要的，屬假推真就，不能視為違背婦女意志而以強奸罪治罪科刑。

三、偵查、公訴機關違法辦案，所提供的主要證據系無效證據，且剝奪了犯罪嫌疑人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

1、偵查機關在偵查過程中沒有依照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二條的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進行取證，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一百六十七條“訊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由偵查人員進行。訊問的時候，偵查人員不得少于二人”、第一百八十四條“偵查人員、翻譯人員應當在訊問筆錄上簽名或者蓋章”、第一百九十一條的規定，主要偵查(調查)筆錄都是偵查人員不在場、一人獨審獨記(控方已提供相關依據自行證明)、或筆錄中偵查人員簽名筆跡不一，所提供的指控證據違背了合法性原則，系無效證據。

2、被告人的父親在本案偵查階段為其聘請了兩次律師提供法律幫助，但均被偵查機關剝奪了會見權和犯罪嫌疑人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尤其是本律師在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前往零陵區公安局要求會見被告人時，被該局人員以種種理由推諉拒絕，我所于當天向該局領導和區人大等部門投訴，人大出具了正式的督辦函，要求零陵區公安局依法保護當事人和辯護律師的合法權利，區公安局亦不予理會，置法律于手中把玩(見特快專遞收據)。直到五十天后的十一月十五日零陵區檢察院公訴人提審后，辯護律師才得以會見。

3、被告人多次申訴且當庭陳述，反映其有罪供述系拳腳逼供、威脅、誘供出來(公安把其吊在吊扇鉤子上、打，在看守所以提外審威脅)，且不許其本人更改筆錄。

綜上所述，抗訴書羅列的“強奸事實”大部分是主觀臆斷的推測，公訴機關未能提供足夠的合法有效證據證明被告人構成強奸罪，一審法院審判程序合法，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準確，敬請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駁回抗訴、維持原判。

?律師

二○○七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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