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根本宗旨和工作準則，但在現實中，有些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被金錢蒙蔽了雙眼、被利益模糊了心智，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各種糖衣炮彈對這些變質了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賄腐蝕，導致國家和公共利益遭受損失，人民公仆的形象也被抹黑，因此，對受賄不起訴是否應慎重適用呢?

相對不起訴是檢察機關在擁有訴權的情況下對案件進行權衡后認為舍棄訴權更為適宜時作出的不起訴決定。根據我國《刑法》第142條第2款的規定，適用相對不起訴的條件是：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近年來，一些檢察機關認為，國家工作人員在被刑法評價為受賄犯罪后，就失去了再犯的能力，而且中國素來有“禮尚往來”的傳統，故檢察機關應當加強對此類犯罪適用相對不起訴的力度。

1、對受賄犯罪應當采取嚴厲的刑事政策。各種調查顯示，當前人民群眾最為關心的議題之一便是權力的腐敗問題，受賄罪是典型的“權錢交易”犯罪，基侵害的客體是職務的廉潔性，國家工作人員如果不當行使自己的權力，就有害于國民對公務的信賴，會削弱一般國民的守法意識，因此防止這種犯罪的最佳策略是徹底地取締和嚴厲的懲罰。比如，日本基于刑事政策的考慮，在1980年作了將單純受賄、事前受賄等罪的法定刑從3年提高到5年、將受托受賄罪的法定刑從5年提高到7年，其目的就是一個，加大對此類犯罪的懲罰力度，維護國家權力的公信力。因此，提高受賄犯罪的不起訴率，與懲治此類犯罪的刑事政策不符。

2、受賄犯罪的不起訴缺乏必要的監督。檢察機關在對其他一般刑事案件裁量不起訴時，如果案件的受害人不服，可以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以保障自己的權益。這樣，檢察機關對案件的相對不起訴裁量權就要受到一定的制約。但和其他刑事案件不同的是，受賄犯罪是一類典型的無被害人案件，檢察機關對此類案件的裁量結果一經宣布就確定化了，被告人是相對不起訴的受益人，基于訴訟利益的考量，一般不會對決定持有異議，而其他案外人因不是本案的受害人，也就無權向人民法院自行提起訴訟，所以對檢察機關的裁量不起訴就少了一道直接的監督環節。

3、從嚴適用受賄犯罪的相對不起訴條件。一般而言，相對不起訴主要針對的是一種“微罪不舉”的情形，而所謂的輕罪一般是指量刑幅度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犯罪。根據我國《刑法》對受賄犯罪的處罰規定，個人受賄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個人受賄在五千元以上不滿一萬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予處罰，因此，對于受賄數額在一萬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犯罪嫌疑人，如果沒有法定的減輕情節，是不應當適用相對不起訴的，否則既違背了實體法的規定，又違背了適用相對不起訴的條件，不當地擴大了對受賄犯罪的相對不起訴率。

綜上所述，關于受賄不起訴應慎重適用的問題，是符合當前的政治經濟形勢的，在國家從重治貪、從嚴反腐的決心和行動下，仍然敢于頂風作案收受賄賂的，不論是大貪還是小貪都應受到最嚴厲的處罰，另一方面，對受賄是否起訴的決定機關是人民檢察院，但與其他犯罪行為相比，受賄罪沒有指向明確的受害人，因此也就缺乏司法監督，削弱了司法的公正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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