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理醉駕案件有哪些最新規定

一、危險駕駛之“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與“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

傾向認為：《刑法》第十三條“但書”的規定是針對刑法分則的所有罪名，要求司法機關在判斷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時，除了根據犯罪構成要件加以認定外，還必須考慮包括犯罪情節在內的所有要素，只有對相關法益所造成的侵害或者威脅符合犯罪嚴重社會危害性的本質特征，才能作為犯罪處理。不能因為醉駕入刑沒有設定情節限制，就突破刑法總則第十三條的規定。實踐中，對于醉酒駕駛機動車情節輕微或者顯著輕微的情形，應當依照《刑法》三十七條、第十三條的規定，依法免予刑事處罰或者不作為犯罪處理。

在具體認定上：1.除外原則：認定為醉駕情節顯著輕微的，應絕對排除具有從重處罰情節;認定為醉駕情節輕微的，原則上也應排除具有從重處罰情節。

2.分析方法：從主客觀兩個方面綜合考慮醉駕情節是否輕微或者顯著輕微。客觀方面，包括：醉駕的時空環境，如在深夜或凌晨人稀車少的時段或者偏僻路段駕駛的，醉駕持續的時間和行駛的距離較短的;醉酒的程度，如剛超過80毫克/100毫升的醉酒標準的。主觀方面，包括：犯罪的態度，如主動停止醉駕或者具有自首、坦白等情節;犯罪的動機或對醉駕行為本身的認識，如為救治他人而醉駕尚不構成緊急避險的，誤以為休息數小時或者隔夜之后會醒酒而導致醉駕的;等等。

3.參考類型：醉駕案件情節輕微或者顯著輕微的，主要涉及以下六種情形：一是挪動車位型。該類型的被告人駕駛車輛的目的并非在道路上行駛，而是為了挪動車位。被告人由他人駕車送回小區停車場，因他人未將車位泊好，被告人挪動車位剮擦別人車輛或碰撞上消防栓而案發，有的甚至是應停車場保安人員的要求挪動車位，且未發生危害后果。二是救治病人型。該類型的被告人為送生病的家人去醫院急診或者趕去醫院陪同家人急診而醉駕，均未發生交通事故。三是睡覺休息型。該類型的被告人在行駛一段距離后主動放棄醉駕，靠邊停車睡覺。四是隔時醉駕型。該類型的被告人飲酒后將車停放在飯店門口，間隔數小時或隔夜回飯店取車駕駛，但血液酒精含量仍達醉駕標準。五是尚未駛出型。該類型被告人在道路上準備駕駛尚未駛出時即被查獲。六是被醉駕追尾型。該類型的被告人血液酒精含量較低，雖發生交通事故，但對方亦醉駕且負事故全部責任。

二、危險駕駛之“緩刑適用”

傾向認為：關于醉駕案件的緩刑適用問題，可結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二條從重處罰的規定，確定緩刑適用的標準。具體說明如下：

1.對于具有《意見》第二條第一項情節的，區分情形適用緩刑。對于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原則上不適用緩刑;造成交通事故致人輕微傷以上的，從嚴適用緩刑;其他情形可酌情適用緩刑。

主要理由：實踐中，犯交通肇事罪致人重傷、死亡等嚴重后果，被告人積極賠償取得被害方諒解的，尚且可以宣告緩刑。而醉駕(僅限構成危險駕駛罪)發生交通事故多為車輛剮蹭等輕微財產損失，或者致人輕微傷以下傷害，被告人大多積極賠償并取得被害方諒解，若一律不適用緩刑，打擊過于嚴厲，亦明顯與交通肇事罪的處罰失衡，故可區分情形適用緩刑。

醉駕造成事故后逃逸的，情節惡劣，反映出被告人悔罪態度較差，應從嚴懲處，故原則上不適用緩刑。造成交通事故，同時具有《意見》第二條第(二)至(六)項情節之一的，原則上不適用緩刑。

2.對于具有《意見》第二條第(二)至(五)項的單項情節的，可酌情適用緩刑;具有兩項以上情節的，從嚴適用緩刑。

主要理由：這四項從重處罰情節均是危險性較高的醉酒駕駛機動車行為，鑒于未發生實際危害后果，可酌情適用緩刑;但被告人同時具有兩項以上情節的，說明該駕駛行為的危險性極高，也一定程度反映了被告人的主觀惡性，適用緩刑應從嚴掌握。

3.對于具有《意見》第二條第(六)項情節的，從嚴適用緩刑;且具有該條第(一)至(五)項情節之一的，原則上不適用緩刑;對于具有《意見》第(七)項情節的，原則上不適用緩刑。

主要理由：這兩項從重處罰情節均是反映被告人主觀惡性較大的情形，或是為了逃避法律追究，或是不思悔改再犯，故適用緩刑應從嚴掌握。

三、危險駕駛之“醉酒”

正常情形：以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100毫升作為認定醉酒的標準。且血液酒精含量檢驗鑒定意見是認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醉酒的依據。

逃逸情形：對于因犯罪嫌疑人脫逃，導致未能及時對其進行血液酒精含量鑒定或呼氣酒精含量檢驗的情形。

傾向認為：血液酒精含量鑒定意見并非認定醉酒的唯一依據，只要在案的其他證據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程度，能夠排除合理懷疑的，仍可認定行為人醉酒駕駛。只是在這種情形下，對取證的要求更高，要窮盡一切手段收集能夠證明行為人在駕駛時處于醉酒狀態的各類證據。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依靠其他證據認定行為人醉酒的做法屬于例外情況，不是常態，不能據此認為辦案中可以不進行血液酒精含量檢驗。并且，對于根據間接證據定案的醉駕型危險駕駛案件，量刑時應更為審慎。

四、危險駕駛之“機動車”

問題提出：認定“機動車”最突出的問題是，對有動力裝置驅動且設計最高時速、空車質量、外形尺寸接近或等同于機動車的電動自行車等交通工具(以下簡稱超標車)，是否屬于機動車存在爭議。

傾向認為：尚不宜將超標車認定為“機動車”，在道路上醉酒駕駛超標車，或者駕駛超標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不構成危險駕駛罪。

主要理由：1.危險駕駛罪屬于行政犯，對“機動車”等概念性法律術語的理解應與其所依附的行政法規保持一致，不能隨意擴大解釋。目前，對于超標車是否屬于機動車，相關行政法規并未作出明確規定。只有行政法規或者部門規章明確規定超標車屬于機動車之后，才能據此認定超標車屬于刑法意義上的機動車。在此之前，不應片面地以超標車符合機動車國標，或者認為《道路交通安全法》未排除超標車屬于機動車，就據此認定醉酒駕駛超標車或者駕駛超標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行為構成危險駕駛罪。這樣認定，屬于不合理的擴大解釋，違反了罪刑法定原則。

2.公眾普遍認為超標車不屬于機動車，醉駕超標車或者駕駛超標車追逐競駛的行為人不具有構成危險駕駛罪所需的違法性認識。危險駕駛罪是行政犯，與故意殺人、搶劫、強奸等自然犯不同，行為人在認識到單純事實的同時，未必認識到其行為的社會意義。對于作為該罪構成要件的“機動車”，行為人不僅要認識到自己在駕車的事實本身，還要認識到駕駛的車輛屬于法律意義上的機動車。從該罪防范社會危險的罪質特征考慮，判斷行為人是否認識到其駕駛的車輛屬于法律意義上的機動車，需要根據一般人的生活經驗、認識水平和理解能力進行評價。如前所述，國家既未對超標車的法律屬性作出明確規定，又未對之按照機動車進行管理，在此情況下要求普通公眾認識到超標車屬于機動車，既不現實，也不妥當。因此，目前醉駕超標車或者駕駛超標車追逐競駛的行為人普遍不具有構成危險駕駛罪所需的違法性認識。如對這種行為追究刑事責任，便違背了主客觀相統一的定罪原則。實踐中，有的地方為了解決行為人主觀故意的認識問題，由交通管理部門出具情況說明或者鑒定意見，稱涉案的超標車屬于機動車。但這種做法既不能證明行為人認識到自己駕駛的電動自行車屬于超標車，更不能證明行為人認識到超標車屬于機動車。

五、危險駕駛之“道路”

問題提出：審判實踐中，對“道路”一詞的內含與外延的理解存在不同理解。主要有以下兩個問題：1.如何理解《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中“雖在單位管轄范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2.村道是否屬于道路?

傾向認為：1.無論單位對其管轄范圍內的路段、停車場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收費還是免費、車輛進出是否需要登記，只要允許不特定的社會車輛自由通行，就屬于道路。特別是有的地方公共停車場車位有限，為充分利用社會資源，當地政府出臺政策鼓勵企事業單位、小區將內部停車場面向公眾，實行錯時收費停車，社會車輛在單位管轄區域內通行的情況將越來越普遍，如果不認定為道路，將不利于保障這些地方的交通安全。

2.關于鄉村道路，鑒于道路的本質屬性是社會車輛通行的地方，是公眾通行的場所，故司法實踐中對道路的理解不在于判斷其屬于哪一類道路，而在于其實際使用的功能。村道雖然不屬于公路和城市道路，但其是修建在建制村之間以及建制村與鄉鎮之間承擔公共交通運輸功能的路段，現實生活中是農村重要的公益性基礎設施，其性質屬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的廣場、公共停車場之外的其他“用于公眾通行的場所”。因此，在村道上醉酒駕駛機動車或者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構成危險駕駛罪。

六、危險駕駛之“主觀心態”

傾向認為：行為人明知酒后駕車會產生抽象危險，仍希望或放任危險的發生，系故意犯罪。分析醉駕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可從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兩方面入手。

首先，從認識因素方面看，行為人應對該罪構成要件要素“道路”“醉酒”“駕駛”“機動車”的社會意義有一定認識。行為人只要憑生活經驗對上述要素有一定認識即可，不要求其對上述要素的法律含義有準確的理解。

如果行為人對駕車前是否攝入酒精這一事實存在錯誤認識，則這一錯誤認識表明行為人欠缺醉駕故意中的認識因素，會影響對行為人是否具有醉駕故意的認定。例如，行為人在聚餐時為避免酒后駕車而飲用無醇啤酒，因場面混亂誤飲了一定數量的普通啤酒后駕車回家，對其是否具有醉駕故意應慎重認定。

其次，從意志因素方面看，要求行為人明知其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具有危險性，但為實現其通行目的而放任(極少數情況下可能是希望)這種危險狀態的發生。醉酒后駕車會對交通安全造成抽象危險，這既是法律對醉駕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的根據，也是生活常識，因此判斷行為人主觀方面具有放任的心態并不困難。

七、危險駕駛之“從重處罰情節與行政處罰的銜接問題”

傾向認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二條規定，對于被告人具有嚴重超員、超載、超速駕駛，或者無駕駛資格駕駛等情節的，予以從重處罰。由于這些情節同時也是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為，如果公安機關交管部門已對此作出行政拘留、罰款等行政處罰，法院在將這些行為作為從重處罰情節一并考慮時，應當根據“一事不二罰”的原則，對其已受的行政處罰作相應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