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如何認定“非法占有目的”

非法占有是指以違法方法(具體到本罪，是指以欺騙手段)將他人財物轉移到自己控制之下，并以所有人自居予以保存、使用、收益或處分。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關鍵。筆者認為，在處理具體案件時，首先應當根據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所列舉的五種情形加以判斷，同時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如全面綜合考察行為人簽訂合同時的履約能力和擔保真偽，履行合同中有無實際履約行動，對合同的履行情況、未履行合同的原因以及事后行為人的態度等，然后作出綜合考量。

如果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在事實上虛構了某些成分，具有詐騙的嫌疑，但是并未影響到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足以說明行為人無非法騙取他人財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即使行為人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但事后經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且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無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因其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其他方法”是哪些方法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明確列舉了四種典型的合同詐騙方法，第五項以“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概括性語句作出了規定。那么“其他方法”究竟包括哪些方法呢?

筆者認為，只要行為人的行為符合“利用合同詐騙”這一客觀本質特征，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無論其使用何種方法、手段騙取他人財物都可以成為合同詐騙罪的方法。實踐中，常見的、與刑法明確列舉的合同詐騙方法性質相同的大致有以下幾種：1.偽造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代理人或者權利義務繼受人財物的;2.虛構貨源或其他合同標的，簽訂空頭合同的。如行為人將暫時借來充數、并不屬于自己的貨物向被害人出示，在取得被害人信任簽訂合同后騙取貨款;3.誘使、蒙蔽對方當事人違背真實意思簽訂合同，亦即行為人利用欺騙手段誘使對方簽訂合同的;4.利用虛假廣告和信息，誘人簽訂合同，騙取中介費、立項費、培訓費等費用的;5.假冒聯合經商、投資、合作協作名義，簽訂合同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6.通過賄賂簽訂、履行合同，如實踐中有的合同當事人采用賄賂手段與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簽訂、履行合同騙取國有資產的，就屬于這種情況;7.作為債務人的行為人，向第三人隱瞞未經債權人同意的事實，將合同的義務全部或部分違法轉移給第三人，從而逃避債務的。

“數額較大”的“數額”如何理解

“數額較大”對合同詐騙罪成立與否有著重要的作用，對數額的認定也是正確認定本罪的關鍵之一。就合同詐騙罪來說，數額應當怎樣理解?大致有以下幾種觀點：1.詐騙數額應當以行為人實際騙取的數額認定，合同標的數額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2.本罪數額是犯罪分子實際騙取的數額。3.認為是受騙者依照合同的規定支付的預付款數額。4.認為是合同雙方擬定的合同的標的額。5.認定數額應當區別情況，具體分析。在既遂的情況下，應以受騙者因被騙而實際交付詐騙分子的合同預付款數額為“詐騙數額”。在犯罪未遂的情況下，則應以詐騙分子行騙的合同標的數額作為詐騙數額。筆者認為，正確認定該罪數額，要結合案情，具體分析。如果行為人的詐騙行為已構成犯罪既遂，則認定該罪數額應以犯罪分子實際騙取的所得數額為主要依據，同時兼顧合同的標的額。如果行為人主觀上對騙取數額沒有確定目標，無論騙取多少均可接受，那么就應以行為人實際騙取數額為依據來確定是否達到“數額較大”而不是依據合同的標的數額來認定，即使行為人騙取數額實際不大，但是所利用合同的標的額較大，仍不構成本罪;如果行為人主觀上對騙取數額有預定目標，但其詐騙行為尚未得逞，就應當以所利用的合同標的額作為認定本罪的依據，達到數額較大時即構成本罪(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