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詐勒索罪無罪辯護意見怎么寫

審判長、審判員：

接受被告人王某親屬的委托后，辯護人仔細分析、研究了本案的卷宗材料，認真聽取了被告人王某對指控事實的辯解，通過幾次的庭審調查，我作為本案被告人王某的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我當事人王某犯敲詐勒索罪的罪名不能成立，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當依法宣告王某無罪。

首先，案件來源本身就有眾多的質疑因素。

起訴書表述被告人王某是因涉嫌敲詐勒索罪被刑事拘留和逮捕的，但實際王某是因涉嫌詐騙罪被刑事拘留和逮捕的，敲詐勒索罪是在王某不能構成涉嫌詐騙罪等罪的前提下，所重新確認的一個罪名。這樣就涉及了敲詐勒索罪案件來源的問題了，查看公安機關2010年6月1日對周某和孫某某的詢問筆錄，敲詐勒索罪的來源似乎為周某和孫某某此時到訥河市公安局刑警隊的報案，但倘若案件成立，案發時間是2008年3月份，之前他二人為什么從未有過報案材料，而孫某某本人就是監獄干警，對于這樣起碼的法律常識心知肚明，如果所述事實存在，早就應當報案，詢問筆錄也沒有記載為什么直到此時才報案;公安機關對王*波和金*日的詢問筆錄形成的時間是2010年5月13日，說明公安機關對于沙石問題的調查已經開始。公安機關對于在偵破案件時發現其他犯罪案件線索有權進行偵查，但辯護人不能理解的是，為什么非得要周某和孫某某的一份報案材料，這種畫蛇添足的做法，足以說明案件的來源不清，不排除人為因素把本就不存在犯罪的案件制造成一起刑事案件。

其次，沒有證據證明王某構成敲詐勒索罪。

本案公訴機關指控王某犯敲詐勒索罪的依據是周某、孫某某、王某某、溫某某和卜某某的詢問筆錄，但這些筆錄相互之間、前后之間所存在的疑點和矛盾之處，不能合理排除，并非公訴意見闡述所謂的已形成完整的證據鏈。那么我們不妨仔細核對以下幾點就不難看出其中的矛盾所在以及無法排除的疑點：

第一、2008年3月王某是否到老萊與王某某、溫某某商議敲詐孫某某沙石款?當然王某本人不予承認曾有過此事，如果該事實存在，王某某、溫某某應當是共同犯罪的一員，那么王某某和溫某某提及的和王某一同去老萊的那個女的的證言材料就顯得至關重要了，但卷宗中恰恰沒有這個女的的只言片語，辦案機關對此也未作任何說明。辯護人在與王某會見時，王某和辯護人說：公安機關的偵查人員說那個女的是龐某，但王某說只是在2005年他曾和朋友龐某開墨綠色的捷達車去過老萊，而2008年就從未拉女的去過老萊，也根本沒有帶女的和王某某在老萊吃過飯。因王某說只和龐某去過老萊，卷宗中該有龐某的詢問材料，即使龐某不與認可，那么公安機關也應組織王某某和溫某某對是不是龐某進行辨認，以確定那個女的到底是誰。可惜的是，對于這么重要的證據，卷宗中沒有任何記載。《中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并且可以吸收他們協助。依照此規定，對于認定王某至關重要的無罪證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為什么沒有收集呢?尤其是王某和辦案人員說和龐某去過老萊一節，供述筆錄為什么沒有記載?因此，不能認定2008年王某到過老萊，也不能認定與王某某商談過此事。

第二、材料記載的王某是否到過孫某某和周某家中呢?周某的第一份筆錄(2010年6月1日)是王老八到其家找的孫某某談及王某敲詐5、6萬沙石款，過了幾天王老八給孫某某打電話說兩萬就行;第二份筆錄(2010年8月12日)周某說先是王老八給孫某某打的電話要5、6萬，沒過幾天王某某、溫某某和王三子一同到周某家和孫某某商談的。兩份詢問筆錄內容明顯不一致，且不能做出合理解釋。那么在看看其他人的詢問筆錄，王某某的也是兩份，2010年6月2日，也就是周某所謂報案的次日筆錄記載為：吃完飯王三子他們就走了，我開我自家的車和溫某某一起到老來監獄找的孫某某要5、6萬元錢，之后的第二天我給孫某某打電話要兩萬元，這份筆錄除了去老萊監獄有溫某某外，其他的與周某的報案筆錄基本一致;再看溫某某的筆錄，也是周某所謂報案的次日，“我和王某某就跟王某開車去老來監獄去找孫某某了，王某和領那人沒有進屋，把車停在旁邊了，我和王某某走著進孫某某家的……之后我們回到老萊鎮，王某某又安排王某兩人和我一起吃飯”。上述周某、王某某和溫某某的“證言”，可以說是本案的直接證據，也是原始證據，那么我們暫且不考慮卜某某證言的傳來證據的效力，綜合一下，存在以下矛盾點，一是周某說王某到過她家，并且和孫某某進行交談;王某某說王某根本沒有去老萊監獄，是王某某開自己車和溫某某去的;溫某某說是王某開車和那個女的、王某某、溫某某一起去的老萊監獄，但王某沒有進屋，當然也不會和孫某某交談。二是王某某說先吃的飯，飯后王某和那個女的就走了;溫某某說回來后吃的飯。三是周某的第一份筆錄是王某某自己先到監獄找的孫某某后打的電話，第二份筆錄則王某某先打的電話后到監獄找的孫某某。很顯然更不能認定王某到過老萊監獄。

第三、王某某和溫某某對案件事實的陳述是否真實呢?對于一個人什么事情應當記憶清楚，什么事情應當忘記，辯護人不應作出評價，但由于本案王某某和溫某某對事實的陳述有違常理，辯護人認為有必要分析一下。王某某為什么對采砂證的期限多少如此的清楚呢?材料中沒有說明;而且王某某清楚的記得證上是王某弟弟的名字，那王某弟弟叫什么名呢，也沒有記載;還有那個女的和王某某在一起吃過飯，王某某又是王某的好朋友，怎么會不認得那個女的呢?而溫某某對采砂證一節的陳述和王某某陳述的基本一致，但對于吃飯的時間卻反而與王某某陳述的相反，對于與王某一起的人，說不記得了，更不記得這個人是男還是女了。凡此種種都說明了詢問筆錄有很大的矛盾和疑點，該二人的陳述是不真實的。

第四、如果王某構成敲詐勒索罪，王某某和溫某某幫助王某實施敲詐勒索行為，應屬于共同犯罪的共犯，其是否約定分得利益，均不影響犯罪的構成，且對犯罪行為的認可首先是該二人，那么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均未將該二人作為共同犯罪處理，其根據是什么呢?本案中該二人本應是共同犯罪的被告人，但卻以證人的身份出現，又是為什么呢?《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四條規定的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即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王某某和溫某某卻被公訴機關超越法律之外，究其原因，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所以這樣做其一就是使無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其二則是放縱犯罪。

第五、王某以其的弟弟王*波名義與訥河市國土資源局簽訂了《采礦權出讓協議》，作為王某本身來講，已經認為該劃定范圍內的采礦權和取得的礦產品應當屬于其所有。但孫*江卻在王某服刑期間，利用王某對該砂石礦疏于管理的機會，將其礦產品賣掉。王某刑滿釋放后，為了追回損失，無論是找行為人直接索回，還是到派出所報案，或者到人民法院起訴，都是其尋求救濟的途徑。雖然經過法院的審理，沒有將該礦產品的所有權判歸王某，但該礦產品的所有權也不屬于孫*江，該礦產品的所有權仍屬于國家。即使存在王某通過王某某向孫某某索要砂石款的事實，起碼在當時王某主觀上認為自己取得了《采礦權出讓協議》，該礦產品應屬于自己，那么王某找買受人孫某某要回部分砂石款，純屬私力救濟的行為，根本不存在敲詐勒索的主觀故意。王某在私力救濟不能夠實現的情形下，即向派出所報案并向法院起訴，尋求公力救濟的途徑來解決問題。要知道訴訟是需要成本的，王某為了要回沙石，經過幾次訴訟，已支付了大量費用，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這能說王某主觀上不認為該沙石不是自己的嗎?辯護人前面提及了本案的來源問題，在王某提起訴訟時，周某和孫某某沒有報案，所以也就不存在王某為了逃避法律追究惡意訴訟的問題了。犯罪構成必須是主客觀相一致，除了客觀方面實施了犯罪行為外，還必須有主觀上的故意或過失，否則就是客觀歸罪。王某討要砂石款，主觀上就認為是自己的東西，在孫某某不給的情形下，即尋求司法救濟，而進入司法程序后就再沒有找周某和孫某某，這也說明王某認為自己的東西不是只有私立救濟一條路可走，其既然沒有主觀上的故意，當然就不是犯罪了。

最后，本案應適用“疑罪從無”，宣告王某無罪。

我國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疑罪從無的原則，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刑訴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就為疑罪從無確立了前提;二、第一百四十條規定了補充偵查次數以二次為限，對于補充偵查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仍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這就確立了審查起訴階段的疑罪從無;三、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了經法庭審理，對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當作出無罪判決，這是疑罪從無的明確表達和最終確立。刑事證據要求的是全部合理因素的排除，否則就應適用疑罪從無的原則。本案存在上述眾多的疑點和矛盾，在今天的庭審中，公訴機關均不能作出合理解釋，而這些疑點又是本案必須查明的事實。

審判長、人民陪審員：

尊重人權、保障人權是當代法制的內在要求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應有之義。“疑罪”擇其有，無疑是輕視人權，濫用刑罰權及社會本位的表現，與刑法的保障機能和現代刑事法制的根本精神相悖，“疑罪從無”則是其必然的結論，是對公民人權的保障和尊重、它是現代刑事司法文明與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

所以，懇請法庭采信辯護人的意見，宣告我的當事人無罪。

以上就是小編為大家帶來的敲詐勒索罪的無罪辯護意見，供大家參考，由此可以看出，律師在訴訟中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的辯護對犯罪分子的定罪量刑起著很重要的影響。如果您需要法律方面的幫助，我們律霸網也提供律師在線咨詢服務，歡迎您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