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賭博罪與貪污賄賂犯罪

黨員領導干部、國家公職人員、國有企業負責人等參與賭博、熱衷賭博，主要原因就在于賭博已成為受賄、索賄的一種手段。陪這類人員去賭場的人一般都有所求，他們會故意把錢輸給這些官員或為其提供賭資。而那些參與境外賭博的領導干部，其賭資來源往往不是貪污、受賄所得就是挪用的公款。《解釋》第7條規定：“通過賭博或者為國家工作人員賭博提供資金的形式實施行賄、受賄行為，依照刑法關于賄賂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該解釋只規定了賭博活動中涉及的行賄、受賄處理，對于賭博活動中涉及的貪污，挪用公款的，則未予規定，筆者認為對這些行為也應做同樣處理。理由是：依刑法學原理，這些行為與賭博行為之間存在牽連關系，應當按照牽連犯原理“擇一重罪處斷”，即按貪污賄賂犯罪處理(行賄人如果未直接參與賭博的，則只成立行賄罪，不屬于牽連犯)。

(2)賭博罪與詐騙犯罪

詐騙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騙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其主要特征在于欺騙。賭博犯罪中往往也伴有欺騙活動，但這種欺騙與詐騙罪中的欺騙是不同的。總的來說，賭博罪中的欺騙即制造虛假事實，是要引誘他人參加賭博，而賭博活動本身則是憑偶然之事實決定輸贏，其行為的性質仍屬于賭博，這一般沒有爭議。但是如果有的參與者在具體的賭博過程中使用欺詐手段來支配勝負(俗稱“出千”)，對此認定，有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按詐騙罪認定，另一種意見認為應按賭博罪認定。最高人民法院曾在1995年的《批復》中規定“出千”應以賭博罪從重處罰。目前通說認為，賭博罪要求決定輸贏的偶然事實必須為共賭者所不能預知，如果參與者的一方使用欺詐手段來支配勝負，不再具有賭博的偶然性，只能成立詐騙罪，而不是賭博罪，其他人的行為也不成立賭博罪。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在上述情況下，使用欺詐手段的人固然成立詐騙罪，而其他參與人主觀上仍是想僥幸取勝，如果符合賭博罪客觀要件的應可成立賭博罪。

(3)賭博罪與搶劫罪

一般而言，兩罪是兩個性質不同的犯罪，區別十分明顯，不易混淆，但對搶賭場的行為的定性，應視具體情況，區別對待。一種是沒有參加賭博的人搶賭場，另一種是參加賭博的人，因輸了錢不甘心而搶了贏錢的人。前一種情況，不管行為人是否冒充軍警人員，只要采用暴力或者脅迫手段就應定為搶劫罪;如果沒有采取暴力或脅迫手段，可認定為搶奪罪;如果數額較小，則屬于一般搶奪違法行為，不能一概地定為搶劫罪。對于后一種情況也應區分對待，如果行為人沒有采取暴力、脅迫手段奪得賭資，考慮到奪取行為發生在賭博的當時，且行為人也是賭博活動的參與者，可以認為是賭博行為的繼續，作吸收犯處理，仍應定為賭博罪。如果參賭之人采用暴力或脅迫手段搶劫他人賭資的，應定為搶劫罪，與賭博罪實行并罰。按有關司法解釋，行為人設立圈套誘騙他人賭博并在賭博中使用欺騙手段騙取其他參賭人員錢財，參賭者識破騙局要求退還所輸錢財，設賭者又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拒絕退還的，應以賭博罪從重處罰。對于通過賭博進行洗錢的行為的處理，筆者認為，通過賭博活動進行洗錢與刑法明確規定的洗錢方式并無本質區別，屬于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的違法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范疇，應可構成洗錢罪。另外，從司法實踐的角度看，規定通過賭博進行洗錢的行為可構成洗錢罪具有非常大的現實意義。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犯罪分子的洗錢手段也日益多樣化。當前，賭博網站的興起使洗錢更容易得逞，只需洗錢者在這些賭博網站開設一個賬戶，然后將來源不同的錢款匯入該賬戶，洗錢者可以向賭博網站提出取消賬戶的要求，并要求賭博網站以支票或銀行匯票方式將賬戶上的余款退還給他們，整個洗錢過程輕而易舉。如果我們認為通過賭博進行洗錢不構成洗錢罪，而行為人的行為既不屬于“聚眾賭博”，也不屬于“開設賭場”或“以賭博為業”，因而也不成立賭博罪，這顯然無法體現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會放縱犯罪分子。認定通過賭博進行洗錢構成洗錢罪，能夠充分體現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因為洗錢罪處刑較賭博罪要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