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受賄罪的主觀要素進行分析,探討受賄罪故意的認識和意志因素的內容,將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納入主觀要素的范疇,并將非法占有目的作為該類犯罪的隱性超過要素,進而得出在受賄罪的故意中,存在兩元主觀超過要素的結論,以期對司法實踐作出有益探索。關鍵詞:受賄罪主觀要素超過要素我國刑法第385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在收受型受賄中①,如何理解受賄罪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性質,直接影響到該罪的認定,這在司法實踐中必須予以厘清。另一方面,隨著形勢的變化,新類型的受賄犯罪日益給理論和司法實踐造成一定困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將一些新類型的新型受賄犯罪形式作了明確規定,如何從中找出一般性的法理,夯實其法理基礎,以指導我們的司法實踐,成為當務之急。本文試圖從受賄故意為切入點,展開對受賄罪的主觀超過要素的探討。一、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之定位(一)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存廢之選擇對于為他人謀取利益”在受賄罪犯罪構成中的定位,一般認為存在著客觀說(舊客觀說、新客觀說)、主觀說、不要說以及非法律要件說等不同觀點[1]。認為應該將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廢除,是為不要說,但也有相近似的觀點認為,否定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要件的地位的同時,應該把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量刑情節,作為受賄罪加重處罰的要件,是為非法律要件說。這兩種觀點的依據主要是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意圖有無及行為實施與否,均不影響侵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這一受賄罪的本質[2]。因此,只要公職人員實施了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的行為,就已經構成收買職務行為的事實。非法律要件說與否定說也有分歧,非法律要件說不把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受賄罪的必備條件,但將其作為量刑情節,具有該情節的法定刑重于一般受賄行為。筆者認為,不要說與非法律要件說的錯誤是比較明顯的,理由如下:1.我國是個傳統的禮儀之邦、人情社會,講究禮尚往來。所以,作為擁有一定職權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有非國家工作人員,他除了具有特定的身份,還以一個普通公民生活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這就決定了他需要也有人出于友情、私情、感情與他聯絡交往,這當中既難免有禮物的往來,如果取消了受賄罪中的謀利要件”,就會擴大打擊面,就會模糊犯罪與一般違法、違紀的界限,也會模糊犯罪行為與人們正常的禮尚往來的界線,保留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則一定程度上能將正常的禮尚往來排除在外,符合社會的一般常情常理。2.從受賄罪的客體和本質而言,受賄罪保護的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也可以說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與財物的不可交換性。受賄罪的本質一般認為是權錢交易,但筆者認為將受賄罪理解為一種利益和另一種利益之間的等價”交換。權力或者職務行為本身并沒有,也不可能被出賣給行賄人,行賄人用財物去和受賄人換取的是基于權力或者職務行為(包括作為和不作為)所能帶來的利益,這種利益是可期待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只是獲取利益的條件,本身并不能直接導致他人的行賄行為,只有當存在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意向與可能時,行為人才會主動或者在一定程度的被迫狀態(被索取)進行行賄行為。受賄行為是否侵犯了這種法益,關鍵在于收受財物行為是否與其已經實施的、正在實施的、將來實施的或許諾實施的職務行為之間具有對價”關系,因此,刑法條文在非法收受他人財物”之后,添加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旨在說明行為人收受的財物與其具體職務行為之間具有對價”或者條件關系。因而,為了體現受賄罪非法交易性的本質,也有必要保留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