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商業賄賂行為已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的一顆毒瘤，具有極其嚴重的危害性并已成為賄賂犯罪的一種最主要的表現形式，以商業賄賂犯罪為視角探究我國反腐敗刑事法律重新建構的重心在于對我國反腐敗犯罪刑事立法重新梳理后的重構上。因此，有必要對商業賄賂以及商業賄賂犯罪進行尋根溯源式的探究與挖掘，力圖呈現一幅商業賄賂以及商業賄賂犯罪的全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尤其是商業賄賂犯罪的刑法規制，以達重構我國反腐敗犯罪刑法規制的終極目標，實現刑事法治。【關鍵詞】商業賄賂商業賄賂犯罪反腐敗刑法規制腐敗是各國和地區著力治理的社會問題，也是一個永恒的國際性話題，澳大利亞學者JohnGirling提出，隨著國家的進步和現代化的發展，腐敗不會消逝。相反，其會產生新的三元現代腐敗體系：經濟腐敗、政治腐敗和市民社會中一般維度內的腐敗分支。⑴腐敗犯罪特別是商業賄賂犯罪是各國懲治的重點。例如，美國1977年制定的《海外腐敗行為法》是其反海外商業賄賂行為的主要法律文獻，1998年美國國會通過《國際反賄賂與公平競爭法》，修訂了《海外腐敗行為法》；新加坡以及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雖已建立了較為科學的打擊腐敗犯罪的法律體系，仍著力于反腐敗法律規制的完善。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行為主體在經濟往來中所產生的賄賂犯罪危害尤為嚴重。我國政府已將治理商業賄賂作為專項工作來抓：2006年2月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開展治理商業賄賂專項工作的意見》，中央成立了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最高人民檢察院也專門成立了治理商業賄賂領導小組，學術界對此問題始終關注并著力研究解決之道。我國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簽署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05年10月27日審議并批準了該公約。而且，隨著2006年6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以下簡稱《刑法修正案（六）》）的出臺，“商業賄賂”或“商業賄賂犯罪”概念范疇在社會生活領域頻頻出現，成為社會關注、學術研討、司法適用的熱點和重點。及至2007年7月10日，原國家藥監局局長鄭筱萸被執行死刑，則象征著中國新一輪商業反腐達到一個高潮。而在鄭筱萸被執行死刑的前兩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了10種新型受賄刑事案件法律適用問題的具體意見，對賄賂犯罪的懲治又進一步明確化。因而，中國反商業賄賂的反腐敗風暴正在司法具體化中升級。刑法學界關于商業賄賂犯罪的研究方興未艾，相關論說以此為切入點，在借鑒相關國家和法域的立法例及實務經驗的基礎上，分析論證了我國反貪污賄賂犯罪法律規定、適用的缺陷，并予以重構，較為繁多且多是論文的形式，為司法實務界懲治賄賂犯罪特別是商業賄賂犯罪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但存在諸多不足。因此，揭開商業賄賂犯罪的面紗，直面我國現有反腐敗犯罪刑事法律的立法缺憾以及適用上的漏洞，是我們應有的學術品格和勇氣。“每個學術時代都會有某種反思類型趨于成為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社會學的想象力正成為文化生活的主要共同尺度和特征。”⑵“提高整個人類道德風尚是每一個人的最終目標，不僅是整個社會的最終目標，而且也是學者在社會中全部工作的最終目標。學者的職責就是要永遠樹立這個目標，當他在社會上做一切事情時要首先想到這個目標。”⑶基于此，我們以商業賄賂犯罪為透視點，達重構我國反腐敗犯罪刑法規制的終極目標；以商業賄賂犯罪為視角探究我國反腐敗刑事法律重新建構的思路重心在于對我國反腐敗犯罪刑事立法的重新梳理后的重構上。一、商業賄賂范疇的界定及法律規制“商業賄賂”無疑是當下中國的熱點詞匯之一。在“百度”網站上能找到相關網頁約1，840，000篇；2005年8月至2007年8月，全國共查結商業賄賂案件31，119件，涉案金額70．79億元。涉及公務員案件6，971件。151名廳局級領導和1，412名縣處級干部被查處。⑷數目以及涉案范圍可謂是觸目驚心，商業賄賂犯罪緣何這么猖獗？其根源又在何處？刑法在規制商業犯罪時應該扮演什么角色？等等。這些問題值得研究，而研究的前提應該對商業賄賂以及商業賄賂犯罪進行應有的定位與梳理。正如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認為的：對于任何一種科學研究來說，“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系，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階段，并根據它的這種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⑸因此，有必要對商業賄賂以及商業賄賂犯罪進行尋根溯源式的探究與挖掘，力圖呈現一幅商業賄賂以及商業賄賂犯罪的全景，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尤其是商業賄賂犯罪的刑法規制，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法律正義與法律的人文關懷，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以致發達保駕護航，最終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偉大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