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犯罪形態(tài)是賄賂犯罪中的重要問題。賄賂犯罪的本質是權錢交易,受賄犯罪的既遂標準應為收受賄賂,行賄犯罪則應為行賄人給付財物行為的完成,介紹賄賂犯罪則需行賄者送出財物,受賄者接受財物。對于行為人跨越國有企業(yè)改制前后連續(xù)受賄的行為,應分別定罪,按照受賄罪和公司、企業(yè)人員受賄罪實行數(shù)罪并罰。而實踐中牽涉較多的作為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家屬與國家工作人員共同受賄行為的定性,必須具體分析家屬的作用,不能簡而論之。關鍵詞:賄賂停止形態(tài)罪數(shù)形態(tài)共犯形態(tài)賄賂犯罪除了個罪的構成要件外,在犯罪形態(tài)上也存在一些疑難問題,從整體上對其犯罪形態(tài)進行研究,有利于系統(tǒng)考量,深入探析。一、賄賂犯罪的停止形態(tài)賄賂犯罪的停止形態(tài)包括既遂、未遂、預備與中止,不過后兩者在理論上爭議不大,故下文只論及既遂與未遂。(一)賄賂犯罪的既遂1.受賄犯罪的既遂關于受賄犯罪既遂與未遂的區(qū)別標準,學者們主要有以下四種觀點:[i]第一種觀點認為,在收受賄賂的形式下,應以受賄人承諾之時為既遂標志,即只要受賄人作出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益而收受他人賄賂的承諾時,即為受賄既遂;在索取賄賂的形式下,以是否完成索賄行為作為犯罪既遂、未遂相區(qū)別的標準。其主要理由是:受賄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承諾受賄或實施了索賄行為,均已產(chǎn)生危害國家機關正常活動、破壞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名譽的結果,因而應當構成既遂。第二種觀點認為,應以是否收受到賄賂作為受賄犯罪既遂與未遂相區(qū)別的標準。其主要理由在于:其一,受賄犯罪侵犯的客體不僅僅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更主要的是公私財產(chǎn)所有權。是否收受到賄賂標明了公私財產(chǎn)所有權這一主要客體是否受到了實際損害。其二,犯罪既遂與未遂的區(qū)別,是看犯罪分子是否到達了犯罪目的即是否發(fā)生了犯罪結果。受賄中犯罪人的主要目的是得到財物,因此,得到財物表明其犯罪目的和犯罪結果已達到,應認定既遂;未得到財物則表明其犯罪目的未得逞,犯罪結果未發(fā)生,應認定未遂。第三種觀點認為,確定受賄犯罪的既遂與未遂,應以受賄人是否為行賄人謀取了私利為標準。因為受賄人是否為行賄人謀取了私利,表明是否實際侵害了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而且這一標準也能夠不放縱那些先為行賄人謀私利而事后收受賄賂的罪犯。第四種觀點認為,區(qū)別受賄犯罪的既遂與未遂,在一般情況下應以是否收受到賄賂為標準,以收受的為既遂,未收受的為未遂;但是,雖然未收到賄賂,行為人利用職務之便為行賄人謀利益的行為已給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實際損失的,也應屬于受賄犯罪的既遂。總體來說,前三種標準是單一標準,分別以承諾行為、收受賄賂、謀利行為為既遂標準,第四種則是主張收受賄賂或謀利的混合標準。筆者主張以收受賄賂為既遂的標準,如以承諾行為為既遂標準,則失之過嚴,如以謀利行為為既遂標準,則失之過寬;混合型的標準實際上是雙重標準,在實踐中會引起混亂。因為作為受賄犯罪的既遂標準,一則必須在受賄犯罪的每一次實施過程中都存在,二則必須在受賄犯罪中具有普遍性,三是必須具有明確性。首先,承諾行為并不符合這些要件。實踐中,并不是每一次受賄犯罪都具有獨立的承諾行為,因為受賄作為一種犯罪行為,受賄人并不傾向作出承諾,往往收受賄賂的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默認的承諾。本質上來說,承諾行為相對于收受賄賂的行為是一種從行為。而且,即使受賄人實質上作出了承諾,很難想象受賄人會如同民法上訂立合同的當事人一樣通常作出書面承諾,這種承諾通常表現(xiàn)為語言,并且都是含義晦澀的語言,此種情形,很難將其確認為一種刑法上的承諾行為。同時,如果受賄人承諾以后,行賄人反悔了,沒有提供賄賂,此時認定受賄犯罪既遂,顯然是不合理的,因為此時實際上雙方還處于一種互相溝通的階段,作為受賄犯罪標的的賄賂還沒有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