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商業賄賂是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的社會公害。我國懲治商業賄賂的立法體系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懲治商業賄賂犯罪的刑事立法依然不夠完善，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對商業賄賂的有效治理。本文針對我國商業賄賂犯罪主體范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完善措施。[關鍵詞]商業賄賂罪主體范圍缺陷措施一、引言商業賄賂是賄賂的一種形式，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逐步產生和發展起來的經濟現象。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競爭日漸激烈，由于市場機制不健全，加上管理法規滯后等原因，商業賄賂行為開始出現并大量滋生，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所痛恨的社會公害。我國十分重視對商業賄賂行為的法律治理，先后制定、頒布了多部法律法規，如：1993年9月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簡稱《反不正當競爭法》）、1996年11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發布的《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均對治理商業賄賂行為作了專門規定；此外，我國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國家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貪污賄賂行政處分暫行規定》、《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國內公務活動中不得贈送和接受禮品的規定》等大量經濟、行政法規中對商業賄賂的懲處作了明確規定。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國務院各職能部門還制定了禁止賄賂行為的大量廉政紀律規定，使商業賄賂的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然而，面對日益猖獗的商業賄賂行為，單單依靠行政的、經濟的、民事的制裁手段，已經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下懲治商業賄賂行為的需要，對嚴重的商業賄賂行為必須給予嚴厲的刑事打擊。但是，受歷史條件的限制，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簡稱1979年《刑法》）未對此做出專門規定；19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首次在法律中對商業賄賂行為予以刑事否定評價；1995年2月28日立法機關通過了《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首次以單行刑事法律的形式規定了商業賄賂犯罪。1997年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簡稱1997年《刑法》），在分則第三章和第八章中規定了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公司、企業人員行賄罪、受賄罪、單位受賄罪、行賄罪、對單位行賄罪、介紹賄賂罪等罪名，為嚴懲商業賄賂犯罪提供了刑法上的保障。盡管我國已初步建立起懲治商業賄賂的立法體系，但是相對于一些發達的西方國家來說，我國懲治商業賄賂的立法體系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懲治商業賄賂犯罪的刑事立法依然不夠完善，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對商業賄賂的有效治理。因此，運用包括刑罰在內的法律手段有效制裁商業賄賂行為，維護黨的形象，保障經濟健康發展，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二、我國現行立法關于商業賄賂犯罪主體規定的缺陷1979年《刑法》第185條規定的受賄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1988年《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第4條將受賄罪的主體擴大為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1995年《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第9條、第14條將賄賂犯罪的主體又擴大為公司、企業的董事、監事或者職工；1997年《刑法》將《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第9條、第14條的規定吸收進刑法典中，作為該法的第163條、第164條，雖將主體表述為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但其主體范圍較《關于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第9條、第14條的規定實際并未擴大。因此，商業賄賂犯罪的主體范圍一直局限于國家工作人員和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經過多年的爭論研討，尤其是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及越來越多的商業賄賂犯罪案例，使人們充分認識到擴大商業賄賂犯罪主體已成大勢所趨。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第7條、第8條將1997年《刑法》第163條的犯罪主體、第164條的犯罪對象擴大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商業賄賂犯罪主體存在的問題在表面上終得到解決，但其深層次的問題依然存在。突出表現是：單位未被列入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的主體范圍中。1997年《刑法》第164條第2款規定單位可以成為對公司、企業人員行賄罪的主體，作為對偶性犯罪行為，其主體也有一定的對合性特征，即相對應的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的主體應當包括單位在內。但是第163條規定的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中的主體只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并沒有單位犯罪主體的規定，這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和1997年《刑法》的相關規定是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