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的仲裁庭通過審查得出結論認為合同是合法的，不存在當事人一方所主張的賄賂情形。WestacreInvestmentsInc.v.Jugoimport-SPDR案（以下簡稱Westacre案）是個典型例子。[13]該案中，塞爾維亞公司Jugoimport-SPDR同巴拿馬的Westacre公司簽訂了一份準據法為瑞士法的合同。根據這份合同，Westacre將作為顧問為Jugoimport-SPDR在科威特境內的武器銷售給予協(xié)助，而Westacre將根據取得的訂單（主要來源于科威特國防部）的價值獲得相當份額的回報。合同包含了一條仲裁條款，雙方明確約定所有爭議將在日內瓦根據ICC的仲裁規(guī)則解決。后來，Jugoimport-SPDR雖然同科威特國防部就出售一批M-84型坦克達成了協(xié)議，卻拒絕向Westacre償付曾經許諾的報酬，后者遂提起仲裁。在仲裁程序中，Jugoimport-SPDR辯稱合同包含有賄賂科威特政府官員的內容，因此是非法的。然而，仲裁庭并沒有發(fā)現任何可以證明存在賄賂的證據，因此拒絕了Jugoimport-SPDR的抗辯，并作出了有利于Westacre的裁決。通過考查上述案例我們發(fā)現，在涉及賄賂的合同的仲裁審理中，有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對案件的最終結局有著重要影響：（一）法律適用國際商事仲裁適用的實體法，是確定爭議雙方當事人權利義務、判定爭議是非曲直的主要法律依據，對爭議的最終裁決結果有著決定性意義[14]，因此最為當事人和仲裁庭所關注。在現代國際商事仲裁實踐中，如果當事人已經對仲裁實體法做出了選擇，仲裁庭一般將尊重當事人的選擇，適用當事人選擇的實體法；如果當事人沒有做出選擇，仲裁庭則可自主決定適用何種沖突規(guī)則來確定實體法或者直接適用它認為合適的實體法。一般來說，可能在仲裁中得到適用的法律包括仲裁地法、合同履行地法、當事人主要營業(yè)地法、與合同有聯(lián)系的法律等。既然根據意思自治原則，當事人有權選擇適用于他們之間的合同的實體法，因此就存在著當事人故意選擇某一對賄賂行為持放任態(tài)度的國家的法律的可能。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仲裁庭通過審理發(fā)現確實存在賄賂的事實，還是否應該確認該合同為合法呢？現代的國際商事仲裁理論與實踐認為，仲裁庭在適用當事人選擇的法律或其自認為應適用的法律時，為了保證仲裁不被當事人用來規(guī)避有關國家的基本公共政策，保證其作出的裁決能夠順利得到承認與執(zhí)行，還應當考慮相關國家的公共政策的適用。一般認為，遵循以下幾個原則，對保證裁決的可執(zhí)行性是有益的：（1）原則上，仲裁員有義務適用支配仲裁法律所屬國的公共政策規(guī)則——通常是仲裁地國的公共政策規(guī)則；（2）仲裁員僅應基于程序事項考慮仲裁地國的公共政策；（3）仲裁員應當考慮裁決執(zhí)行地國的公共政策。[15]因此，如果當事人故意選擇某一對賄賂行為不予制裁的國家的法律，仲裁庭仍然可以通過適用以上其他國家的公共政策來裁決合同無效。另外，從適用的目的與角度出發(fā)，存在著兩種層次的公共政策，即國內公共政策與國際公共政策。其中，國際公共政策是由自然法的根本原則、“普遍的正義”原則、國際公法中的強行性規(guī)定和文明國家所接受的一般道德與公共政策原則所組成的。[16]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將賄賂外國政府官員規(guī)定為犯罪行為以及《聯(lián)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國際條約的通過，有學者認為禁止向外國官員行賄已經構成了國際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仲裁庭如今有義務維護這一國際法規(guī)則，而這也將影響仲裁事業(yè)的走向。[17]不過，考慮到國際公共政策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性與不確定性，甚至對其存在與否尚未取得共識，因此以上主張仍停留在學者們的理論層面。依據國際公共政策來判斷包含賄賂內容的合同的效力，恐怕目前時機尚未成熟；利用國內法作為衡量標準仍是最切合實際的選擇。盡管在理論上存在上述種種設想，但在實踐當中，當事人故意選擇某國法律以掩蓋行賄事實的情況一般并不構成太大問題。這是因為，隨著各類打擊腐敗的公約的訂立和各國對腐敗行為危害性的認識不斷提高，絕大多數國家的法律都明文將行賄行為規(guī)定為非法。這樣，當事人試圖通過主動選擇合同準據法來避免合同被認定無效的企圖，其實現的可能性是相當小的，仲裁庭可以直接適用當事人選擇的法律來認定包含賄賂內容的合同無效。在當事人沒有選擇準據法的時候，仲裁庭也可以通過選擇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lián)系地、合同履行地或者當事人主要營業(yè)地等地方的法律來認定合同包含有賄賂內容，因而無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