徇私枉法濫用職權能一起用嗎

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規定濫用職權罪，在此后頒行的大量法律法規中，特別是附屬刑法規范中多次出現“濫用職權”一語，并逐步明確濫用職權者的刑事責任。1997年修訂的刑法規定了濫用職權罪，在立法模式上采用總括式和列舉式相結合的方式，即以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概括性的規定濫用職權罪，以徇私枉法罪，濫用管理公司、證券職權罪，違法發放林木采伐許可罪，放縱走私罪等為濫用職權罪的具體規定，做到了縱橫結合，相互協調，形成了對濫用職權行為的定罪和處罰體系，使懲治濫用職權行為進一步法制化和規范化。綜合考察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

(一)主體范圍過窄

刑法將瀆職犯罪，包括濫用職權罪的主體限定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1999年12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刑法修正案，規定了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解決了對這類人員濫用職權無法可依的問題。但這種立法存在以下不足：

1.同我國刑法關于貪污賄賂罪的規定不協調。根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三款的規定，對國有公司、企業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從事公務的人員的受賄行為，按照刑法第八章中規定的受賄罪定罪處罰，而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的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濫用職權罪則不按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的濫用職權罪定罪處罰，反映出立法思想上的不統一。同時對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罪的刑罰規定亦有區別，第一百六十八條第三款規定的是“從重處罰”;第三百九十七條第三款則規定了更高的刑期檔次。

2.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相互沖突。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規定，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瀆職犯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而刑法卻將瀆職罪的主體限定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導致實體法和程序法的沖突。

3.立法不明確造成實踐中的困惑。由于刑法關于濫用職權罪的主體范圍界定不明確，以至司法機關對大量的濫用職權行為無法追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刑法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概念沒有作出明確規定，加之在新舊體制轉型期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這一概念本身外延不清，造成主體認定和立案管轄的混亂，直接影響著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區分，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眾性組織的人員能否認定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并不明確。二是經合法授權或受國家機關委托從事公務的人員能否視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例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人民陪審員、法院聘請的合同工和臨時工等，對于他們在履行國家機關公務時的濫用職權行為如何認定仍存疑問。三是非國家機關所設的具有國家機關性質的機構，如屬于企業編制的鐵路、林業、農墾油田等系統內設立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如何定性，法無明文規定。

以上內容就是相關的回答，徇私枉法和濫用職權，這些行為都是有一定的關聯性的，他們都是屬于瀆職罪，這兩個應該是屬于合并處理的情形，到時候肯定判刑方面比較嚴重，如果您還有其他法律問題的可以咨詢律霸網相關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