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忽職守罪職責范圍

據目前立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玩忽職守罪中的職責并不清晰，既無特定職業領域的限制，也無職責的規范表現形式的要求，這使得對于職責的界定完全交由法官自由裁量。

當前，刑法學界一般將玩忽職守罪中的職責等同于濫用職權罪中之職權，并進而將其范圍理解為“不僅包括法定的職務權限，而且包括根據慣例、基于國情等形成的職務權限”。按此觀點，可能存在以下問題。第一，法定職責的范圍確定依據何在?我國刑法第九十六條規定，本法所稱違反國家規定是指違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如果說，將法定職責中的“法定”理解為“國家規定”，那么地方性法規、規章(包括部門規章和地方性規章)中規定的職責，能否歸入法定的職責范圍?其依據和限度又是什么?第二，在職責的法定范圍內，除了工作職責外，還存在原則性的職責規定、行業形象規范與職業操守等，這些所謂概括性的職責是否能夠作為玩忽職守罪的職責內容?第三，根據慣例、國情所形成的職務權限以及各機關內部根據職位傳統所形成的職務權限能否得以承認?如果承認，這類職責范圍及限制是什么?

上述問題如果不解決，而不加甄別地一概對職責予以肯認的話，勢必會使玩忽職守罪淪為一個新的口袋罪。實際上，這一趨勢已經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顯現了出來。

明確職責范圍的建議

一、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地方規章所創設的職責可以在憲法、法律、行政法規所規定的職責范圍內進行補充、細化。基于我國當前在稅務征收領域、房屋征收拆遷領域、農林牧漁業等專項資金補償領域、地方性規范文件廣泛存在的現狀，一概否認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單行條例和地方性規章創設“職責”的權限，是不現實的。但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這些規范性文件只能在上位法，即憲法、法律、行政法規所規定的職責范圍內進行補充和細化，而不得與上位法所規定的職責相抵觸。否則，不能作為玩忽職守罪的職責來源。

二、法定職責必須明確，具有可執行性，原則性的職務條款不得作為職責的范圍。即使上述法律規范可以作為玩忽職守罪的職責淵源，但并不是說，其記載的所有有關職務的條款均可以作為職責的來源，如果其規定的是原則性職務條款，則不能作為職責的淵源范圍。

三、按照國情、職業慣例、國家機關慣例、內部決定和命令所確定的職責，必須在該國家機關內部有明文規定，是在法定職責范圍內的補充和細化，且不能超越該職業人員的預測可能性。根據公務員法規定，各機關依照確定的職能、規格、編制限額、職數以及結構比例，設置本機關公務員的具體職位，并確定各職位的工作職責和任職資格條件。由此，國家機關有權將國情、職業慣例、國家機關慣例、單位內部決定和命令所形成的“非成文”性職責設置為本單位內部各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職責，但其受于以下三個條件：一是必須予以成文化;二是不能超越或與法定的職責范圍相抵觸;三是不能超越該職業內部一般人員的預測可能性，且該職責的完成必須在該職業內部一般人看來具有可行性。

四、必須依據工作規范，而非職業操守、形象規范與單位內部事務性的規定。根據對職責的日常理解，可以分為工作規范(包括程序性工作規范)、形象規范和相關職業操守。玩忽職守罪的職責必須是相關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所必須遵循的工作規范，包括行政規范和程序規范，而不能是職業操守與形象規范。原因在于，職業操守和形象規范是一種道德性的宏觀規定，其是對該職業群體的個人素質的制約，而不涉及工作職責。同理，國家機關內部制定的純粹日常事務性規定亦不應作為玩忽職守罪的職責來源。

五、不能依職務、崗位和簽字確定職責。在當前司法實務中，往往依職務、崗位和是否簽字作為認定職責的標準。但在實際工作中，行為人處于某職務地位，但并不代表其就具備了相應的職責，而由于公務的程序性要求，一項工作可能需要經過若干崗位人員簽字，另外，不同崗位的人員也經常進行抽調，如果行為人臨時在彼崗位執行任務，對于在原崗位相關事項中出現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則不應負刑事責任。總之，單純形式地以職責、崗位和簽字來定職責，易違背刑法中的責任主義原則。

以上就是對你提出的問題的回答，玩忽職守罪在他的職責方面是沒有具體的規定的，這點在上文中有不錯的解釋，在做國家人員的時候就必須對得起自己的職位，所以必須是認真的負責，要是到了這個位置還是懈怠的，一般都是開除。你可以咨詢律霸網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