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刑法未對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予以明確規定。基于我國現有刑法體系、立法價值的要求以及考慮到司法實踐的需要，過失不能成為濫用職權罪的罪過，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應包括“故意加實含的復合罪過形式”。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實含的復合罪過形式

我國刑法第397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我國現行刑法未對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予以明確規定，學界對于該問題的觀點亦未達成共識。

一、單一罪過抑或復雜罪過

刑法總則第十四、十五條規定了故意、過失兩種主觀罪過，學理上對故意與過失做了進一步劃分：將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這種結果發生的故意界定為直接故意；將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故意界定為間接故意；將已經預見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過失界定為過于自信的過失；將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的過失界定為疏忽大意的過失。我們試圖以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是包含故意、過失抑或二者兼具為標準，將關于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的學說分為兩大類：單一罪過說，即認為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僅為故意或過失；復雜罪過說，即認為濫用職權罪的罪過為故意，也可以是過失的學說。

（一）單一罪過說

1、故意說。該說認為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只能為故意，即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都可構成濫用職權罪。此觀點被認為是我國學界的通說。其故意的具體內容是行為人明知自己濫用職權的行為會發生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結果而希望或放任該結果的發生。另有學者認為，濫用職權罪主觀故意的內容為行為人明知自己濫用職權的行為會造成國家機關正常活動以及公眾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職務活動的信賴感受到侵犯的結果，而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

2、間接故意說。該說認為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只能由間接故意構成。在比較濫用職權罪與玩忽職守罪的區別時，指出前者的主觀罪過為間接故意，后者的主觀罪過為過失。

3、過失說。認為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只能為過失。理由如下：（1）刑事立法確定主觀方面形式的依據是行為人對結果的認識與意志，濫用職權罪的故意是行為人對行為本身的故意，不是對結果的認識與意志。濫用職權罪以“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為要件屬于結果犯，對結果犯應以行為人對該結果的心態作為確定罪過形式的依據。（2）由于玩忽職守罪是過失犯罪，刑法第397條將濫用職權罪與玩忽職守罪規定在同一條上，并且法定刑相同，最高只是七年有期徒刑，故意犯罪不可能這么輕。

（二）復雜罪過說

1、故意加過失說。該說認為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過失。

2、間接故意加過失說。該說認為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為過失和間接故意。又有學者指出濫用職權罪的基本犯罪形態為過失，加重犯形態為間接故意。持該說的學者認為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不能是直接故意，其理由為：主觀上行為人只能是出于其他犯罪故意，而不是單純的濫用職權犯罪。從濫用職權罪的法定刑來看，如果行為人故意濫用職權，并故意追求嚴重的危害結果，最重才處7年有期徒刑，明顯違背罪刑相適應的基本原則。

3、間接故意加過于自信的過失說。認為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形式不存在直接故意僅存在間接故意；行為人之所以濫用職權，即不正確行使職權或者逾越職權，是出于輕信能夠避免危害結果發生的一種僥幸心理，即過于自信的過失心理。

4、實含的復合罪過形式說。該種學說認為做為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的復合罪過形式是指“實含的復合罪過形式”，即基于司法實踐的經驗與邏輯推理，立法機關將某些實踐中難以區分或根本不可能區分具體罪過形式的犯罪隱含地規定為復合罪過犯罪，在理論上其罪過形式應是間接故意與輕信過失之復合。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就是該種間接故意與輕信過失的復合罪過形式。

二、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的認定

（一）影響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認定的因素

1、我國現有刑法體系。在探討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時，我們必須考慮我國現有刑法體系：刑法分則體系構建的價值對于該罪過認定的影響；刑法分則第九章瀆職罪內部對于濫用職權一般法與特別法的規定；結合主客觀相統一的犯罪構成原理，比較分析相近行為在不同罪過下可能符合的犯罪構成等等。

2、立法價值的探求。我們必須考察刑事立法背景和客觀存在的犯罪事實，這對于準確理解刑事立法精神，把握具體犯罪的罪過問題是至關重要的。1979年刑法規定的玩忽職守罪在客觀表現上規定“不正確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涵蓋了濫用職權的客觀方面，規定范圍過寬，在主觀罪過上并未包容故意的主觀罪過，規定范圍過窄。鑒于此，1997年修訂刑法典，將濫用職權行為從玩忽職守行為中分離出來，以糾正之前違背罪刑法定原則的牽強定罪實踐。

3、司法實踐的需要。對于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的立法設定應考慮司法實踐的需要，不能因主觀罪過認定的立法技術問題而人為增大司法實踐的難度，造成定罪量刑的不均衡，從而在結果公正上違背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對于司法實踐因素的考慮還涉及到是否引進實含的復合罪過說，從而修正傳統的罪過說在作為法定犯之濫用職權罪中的適用。

（二）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宜采“故意加實含的復合罪過形式”

1、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采故意的理由——兼論關于故意內容兩種學說的取舍

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應包括故意，不包括過失。在前面已經對關于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的諸種學說進行了評析，通過對“過失說”、“故意加過失說”、“間接故意加過失說”的評析，我們得出結論過失不能作為濫用職權罪的主觀方面；通過對“間接故意說”、“間接故意說加過失說”、“間接故意加過于自信的過失說”的評析我們得出結論直接故意、間接故意都可以構成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下面我們將故意作為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的理由總結如下：

（1）過失不能成為濫用職權罪的罪過：享有職權者具有特殊的身份，同時具有與該種身份相伴生的職權、職責，該職責必然要求行為人對濫用職權行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具有認識，從認識因素上而言，也就不可能存在疏忽大意的過失。我們主張引進實含的復合罪過形式（下面將論述），其涵蓋了過于自信的過失的主觀內容，因此，我們認為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也不應包括過于自信的過失。

（2）故意可以成為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的理由：主張濫用職權罪的主觀罪過不包括直接故意的觀點，將直接故意濫用職權這一侵犯國家機關正常管理活動的行為以散見于刑法分則各章、具有不同客體的罪名處罰，不僅違背了設立瀆職罪一章的特殊立法價值，而且不利于司法實踐的操作，認為的人為減少了刑法可操作性；鑒于滯后性與僵化性等法律局限性，將具有直接故意的濫用職權行為依照其符合的構成要件定其他罪而非濫用職權罪，可能由于不可避免的立法的疏漏，造成在司法實踐中無法定罪從而放縱嚴重分裂社會性行為，或者牽強定罪即而違背罪刑法定原則；法條競合中普通法條和特別法條的罪過形式是完全一樣的，刑法第400條、第401條、第407條、第443條、第254條等濫用職權罪的特別法條，在主觀上是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因此作為普通法條的濫用職權罪的罪過包括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

“故意說”中存在對故意內容不同的認識：通說認為，故意的內容為行為人明知自己濫用職權的行為會發生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結果而希望或放任該結果的發生。另有學者認為，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的通說，危害結果是危害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犯罪客體造成的損害。濫用職權罪的犯罪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與公眾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職務活動客觀公正的信賴。因此當行為人實施濫用職權的行為，其對行為本身的性質有充分認識，知道會發生破壞國家機關的正常活動、損害公眾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信賴的結果。我們認為，后者的觀點缺乏合理性：其混淆了非物質性危害結果與危害行為本身的屬性兩個不同的事物，把危害行為對客體的侵犯等同于危害行為侵犯客體所形成的實際損害事實。客體都是非物質性的，但損害結果有物質性的也有非物質性的。行為對客體造成了侵害，產生危害結果，危害結果的產生反映了行為對客體的侵害，但非危害結果本身。因此，應認為故意的內容為行為人明知自己濫用職權的行為會發生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結果而希望或放任該結果的發生。

2、濫用職權罪主觀罪過應包括實含的復合罪過形式

對于主觀罪過，學界提出的嚴格責任與實含的復合罪過形式有異曲同工之妙。嚴格責任是“在行為人主觀罪過具體形式不明確時，仍然對其危害社會并觸犯刑律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的制度”，它指對于行為人罪過的具體形式是間接故意還是輕信過失難以認定時，仍然對其危害行為追究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實含的復合罪過形式在理論上是間接故意與輕信過失之復合。嚴格責任與實含的復合罪過形式本質上具有一致性：主觀罪過形式都可能是間接故意和輕信過失，但在立法上都沒有“明示罪過”；以二者為主觀罪過的犯罪都是結果犯且主體身份特殊；兩種理論的立論依據在實質上是一致的。由于實含的復合罪過形式直接研究主觀罪過，因此此處僅對其合理性進行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