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失犯，乃相對故意犯而言，是指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雖然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的犯罪。

危險犯，乃相對實害犯而言，是指行為人的行為雖然還沒有實際造成嚴重危害社會的結果，但已經達到足以造成這種嚴重危害社會的結果的犯罪。

過失危險犯，是指行為人在過失心理支配下的行為雖然還沒有實際造成嚴重危害社會的結果，但已經足以達到造成這種嚴重危害社會的結果的犯罪。

對于某些故意犯的危險犯予以犯罪化和處罰，這已成為中外刑事立法的通例。過失犯則不然。傳統的過失犯罪，均為實害犯，即以過失行為造成一定的危害結果為必要條件。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社會生活中的致險源也大大增加。那些從事與致險源有關的工作的人員，假如違反安全法規或操作規程，經常會過失的把他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財產置于嚴重的危險狀態。在此種情況下，應否追究過失者的刑事責任，就成為現代刑法理論所面臨的一個新課題。

過失犯罪的行為人不像故意犯罪的行為人那樣積極追求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行為人本來是不想犯罪的，犯了罪以后，也經常追悔莫及，可為什么還是犯了罪?對于這樣一種犯罪，是不是非要等它真正發生了嚴重危害社會的實害結果，刑法才能介入。刑法到此時才介入，對于實現刑法的任務和刑罰的目的，減少社會損失，及時拯救犯罪人，是否有些晚了呢?從刑事政策考慮，有沒有必要將刑法介入的時間提前到置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財產于直接危險狀態的階段，如有必要，又是否可行?筆者試探討這一問題。

(一)從刑法分則的具體立法例來看我國刑法存在過失危險犯

我國學術界長期以來一直認為我國刑法沒有過失危險犯的立法例，大家都認為：“我國現行刑法中，過失犯罪規范采用的是嚴重損害構成。”但筆者經過考察，卻得出不同結論：無論1979年《刑法》還是1997年修訂后的新《刑法》，都存在著過失危險犯的立法例。以下舉出二例加以說明。

1、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

原《刑法》第178條規定：“違反國境衛生檢疫規定，引起檢疫傳染病的傳播，或者有引起檢疫傳染病傳播嚴重危險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可以并處或單處罰金。”新《刑法》第332條保留了這一罪名和罪狀，只是增加規定了一款單位犯罪，并把“可以并處罰金”的“可以”二字去掉了。因此，新舊刑法的規定里都包含了實害犯和危險犯兩種情形。現在讓我們分析一下本罪的危險犯是否是過失危險犯，也就是本罪的主觀方面是否存在過失。首先，認定某罪的主觀方面，要看行為人對犯罪結果的態度，而不是看對違反有關規定的態度。大家都不否認，交通肇事罪，重大責任事故罪，危險物品肇事罪等犯罪的行為人，對違反有關規定是出于故意，但由于他們對犯罪結果是出于過失，所以仍只能認為是過失犯罪，因而，同等性質的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也應被視為過失犯罪。其次，從本罪的刑罰設置來看，也是按過失犯罪的刑罰來設置的。本罪設置的基本刑罰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這和交通肇事罪、重大責任事故罪、危險物品肇事罪等過失犯罪的刑罰設置都是相同的。因此，應當說，妨害國境衛生檢疫罪是一個典型的過失危險犯立法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