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標方的傾向性

雖然2000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和《評標委員會和評標方法暫行規定》中有明確規定，評標可以采用“最低投標價法”和“綜合評分法”兩種方式，但真正采用前一方式的，極為罕見。究其原因，無非是因前者的客觀性太強，使招標方難以操控投標結果，而后者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數是主觀評分，招標方可以操作的空間自然大許多。當前，招標方違反“公平”原則的行為屢見不鮮。有的招標方不按規定，全部專家小組成員均由自己認命;有的則在招標文件中列明一些明顯有利于個別單位的條款;還有的則是在評標時由投資方的專家明確表示支持某一投標單位。

招標方的傾向性出自以下三個原因：首先是犧牲價格保質量。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招標方不愿意承擔任何質量方面的風險，導致工程的性價比扭曲。我國對工程質量采取終身責任制，而相應地對工程造價的限制卻不甚嚴格。“花錢保質量”是建筑界最流行的一句口號，這看似有道理，其實是極大的浪費，同時也為工程施工時的“權力尋租”大開方便之門。錢花多少并不需要負責，且這錢又并非自己的，投資方自然不怎么心疼;其次是招標方為行業內的施工企業作考慮。前面提到過，在產業主管部門作為投資方的情況下，其下屬的施工企業憑借其與主管部門多年的良好關系，必然對招標方的決策產生一定影響。也許這并非招標方的初衷，但在實際中的確難以避免，最后就是“權力尋根’，因愈客觀的評價標準，愈難以進行“尋租”活動。如果僅以“最低標價”作為評審標準，那么投資方左右招投標結果的能力將會大大降低，也就等于中標結果將完全由市場決定。投資方手中的權力將大大削弱，“權錢交易”的成本將極大幅度地提高。因而近年來國家雖然一再要求投資方應淡出具體的招標工作，而投資方遲遲不愿交出手中權利的原因也就在此。

(二)交易主體不規范操作

交易各方主體不是獨立運作的市場主體。《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定：“投標者和招標者不得相互勾結。建設市場交易各方中重要的主體是承包商，但在招投標活動中，這種交易已經形成了一種默契，即“地緣”優勢，如利用某些施工企業是某委、辦、局或農場、園區下屬改制企業，或者某施工企業與某業主的關系比較密切，那么別的施工企業由于關系不熟或經過私下做工作，就不來投標。而且形成不成文的規定，相互借資質進行圍標，這次我幫你，下次在我的地頭上你幫我的這種情況，由于做的隱蔽，很難查處。目前，建筑市場還有在一些個體以法人名義參加工程招投標，由于建筑行業門檻不高，可以進入該行業有資質的管理，某些企業為了增加業績或收取一定的管理費，而將資質外借，甚至某些高資質的國有企業，為了照顧關系，企業又有經濟效益，企業管理者個人還有隱性收入而外借資質，造成了現在建筑市場中掛靠盛行。

(三)資格預審缺乏責任感

資格預審是招投標過程中的一道程序。多數招標人或招標代理機構，對資格預審是重視的，編制的一些標準和方法也是可行的。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發現，招標單位在資格預審方面還缺少些責任感：

①隨意性：招標人在組織招投標活動中，沒有真正認識到資格預審的重要性，對資格預審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投標報名不足7家的，就不進行資格預審;多于7家的，便匆匆忙忙編制資格預審文件。這樣既不規范，又不科學，浪費了人力和物力;

②盲目性：招標人對資格預審工作認識不夠，認為只要投標資質等級符合招標工程要求的，都可以參與投標。如投資上千萬元的工程項目，參與競標的企業有時可能達到三、四十家，在此情況下，也會造成投標人、招標人、管理部門的人力、物力的浪費。使大家誤認為進行招投標只會使工作程序更加繁瑣，起不到很好的投資效益;

③不科學性：招標人有時為了圖省事，對投標報名的企業不進行資格預審，干脆采取抽簽搖號的方式，直接選定投標人參與工程項目的競標。采取這種方式，表面上看可能很公正，業主方沒有指定入圍單位，但實質上，這種方式非常不科學，投標人都是抱著賭運氣的心態來投標的，喪失了招投標真正意義上的規范性和科學性。而且會使資質等級高、業績優、信譽好的企業無緣參與競標。

(四)招標辦執行監管力度不夠

目前，招標辦主要依靠《招標投標法》、《建筑法》及有關部委令和地方法規等監督招投標工作，但在實際工作中缺乏實施細則，首先從法律規定有彈性的條款看，給招標人(招標代理人)“暗箱操作”提供可乘之機;其次就是公開招標項目是由企業通過密碼在網上報名，投標的幾個主要環節必須持有法人公章和法人代表鑒章的委托書才能投標，程序是合法的，因此對圍標企業查處時取證非常困難;再就是從行政手段上看，對規范項目業主行為缺乏有效手段，發現有違法行為，僅有的手段是懲罰性的消極手段，而且執行起來難度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