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法對判決生效前后犯罪分子和服刑人員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的處理方式，作出了明確規定。有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判決生效前檢舉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由于辦案周期等原因未經查實，在案件審理階段未獲得法院認定，直至刑罰執行期間才查證屬實。對于此類情形，應由何地法院采取何種程序處理，法律未予明確。實踐中主要有以下做法:

一是依照刑法第68條和刑事訴訟法第242條的規定處理

。刑法第68條所規定的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或者提供重要案件線索的行為，在判決生效之前雖未經法院認定，但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的或提供的重要案件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的，屬于可能改變原判決、裁定據以定罪量刑事實的“新證據”，因此，應由原審法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對其相關行為予以處理。

二是按照刑法第78條和刑事訴訟法第262條的規定處理。

這是因為法院裁判的嚴肅性決定了其不可能朝令夕改，生效的刑事裁判必須得到切實有效地執行。同時，立功行為屬于一種典型的結果行為，且查證屬實時間發生在判決生效后。因此，判決生效后經查證屬實的檢舉揭發等行為并不具有溯及力，對于此類情形，只能由服刑地法院按照規定啟動減刑程序。

三是根據服刑人員檢舉揭發行為的性質，在認定立功時綜合采用第一種和第二種的做法。

即當服刑人員判決前的檢舉揭發行為可能構成一般立功或者重大立功，且如果按照基準刑、相關量刑標準以及法定減刑標準，從輕處罰幅度和減刑幅度相當的，可考慮采用減刑程序處理。而對于適用減刑程序對服刑人員的立功表現不能全面、客觀評價的，可考慮由原審法院依照審判監督程序處理。

筆者贊同第三種做法，理由如下:

首先，第一種做法將量刑環節的從輕或減輕處罰制度與刑罰執行階段的減刑制度有所區分，第二種做法從維護生效判決權威的角度進行處理，兩種做法都是在法定程序的框架內，采取較為合理的方式，實現預防、查獲、制裁犯罪的最終目的，具有一定可行性。但立功作為兼具功利性和正義性的制度，無論是量刑環節的從輕處罰，還是通過減刑制度對原判刑罰予以減免，都是因犯罪人自身行為產生積極的法律后果，由司法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對其犯罪行為和人身危險性進行的客觀評價。二者采用的程序雖然不同，但就其本質而言，可謂殊途同歸。

其次，要滿足保障人權、提高司法效率、實現實體公正的需要，應在嚴格遵循公開性、平等性、民主性等程序正義基本要素的前提下，對程序的非基本要素作恰當的取舍。司法實踐中，如果過度追求所謂的程序性效果，而忽視了相關實體性制度對犯罪人利益影響度的考量，如作為量刑情節的立功與作為減刑依據的立功對犯罪人的利益影響度迥然不同，即使在現行程序框架下完成相應的“操作”，其所實現的法律和社會效果也不盡如人意。

最后，對于刑罰執行期間，相關檢舉、揭發行為經查證屬實的，司法機關在處理時，應當順應現代司法理念，在確保嚴格執行相關程序性要求的同時，綜合考量法律規定的立功、量刑、減刑等實體性要素，以期實現刑法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效果的最大化。

綜上，當服刑人員判決前的檢舉揭發行為，判決后經查證可能構成一般立功或者重大立功的，且如果按照基準刑、相關量刑標準以及法定減刑標準，從輕處罰幅度和減刑幅度相當的，可考慮由刑罰執行機關依照法定程序對相關檢舉揭發材料進行初核，并結合原判刑罰情況、獄內改造表現，以及減刑起始時間、間隔期等因素，提出建議書，報請法院審核裁定，即按照減刑程序處理。而當適用減刑程序對服刑人員的立功表現不能全面、客觀評價的，可由服刑人員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向原審法院或上一級法院申訴。原審法院經復查后，認定檢舉、揭發屬實，具有立功表現的，應依法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對其相關行為予以再審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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