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赦免之補充性特征

赦免雖然是一種封建遺跡，卻在民主國家的憲法中普遍存在。揆其道理，并非因為法治國家不能忘情于人治的誘惑，而在于認識到法治必有所窮，須要留下一種可濟其窮之手段，以免法治產生無可彌補之缺憾。赦免制度的存在，其實是法治國家對于法治的一種謙抑，承認法治并非萬能，亦非毫無缺陷，此于法治原則無損而有益。就此而論，赦免無疑是法治的補充，其對法治具有衡平功能。而且，就其刑事政策意義而言，赦免能夠有效避免法律的整齊劃一所引起的弊端，保持刑罰執行的具體妥當性，從而達到改造犯罪人，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

通常認為，赦免制度依據某種目的對一些本應適用刑事法律并承擔罪責的人，免除其罪或刑，它是以犧牲法律的安定性為代價，而求其具體妥當性，由此來實現現行刑事政策之目的。因此，赦免在適用上應限于實現目的所必要的最小限度之內，這是赦免具有適用上的補充性之意義所在。為此，有其他法律手段可以避免因法律的劃一性、固定性而引起的弊端時，一般不應適用赦免。在適用不起訴、緩期行刑、假釋、暫時解除保護觀察、再審等制度可以彌補法律的僵化性缺陷時，也不應實施赦免。輕易適用赦免或濫用赦免，則會傷害國民對法律乃至刑事司法的信賴。

(二)赦免之強制性特征

傳統理論主張，赦免是具有強制性的措施，其適用對象不得予以拒絕，也不得享有在接受赦免之同時提出上訴、再審的權利。與之相應，檢察機關通常也不得就申請赦免的根據或就被赦免之罪提出抗訴，進而發動再審程序。例如，日本較早之判決即認為，大赦以后罪刑之宣告即已歸于無效，則犯人不得仍針對原來之有罪判決主張自己無罪，并據此申請再審。因為再審是以有罪確定判決之存在為前提，既然原來之有罪判決已因大赦而喪失其效力，則對之申請再審即屬不具理由。至于判決尚未確定之情形，大赦之后，犯人并未獲得無罪之判決，僅僅獲得免訴之判決，犯人亦不得以之作為自己無罪之證明，并據此申請再審。

法國的相關制度也規定，特赦令不需公告，也不需通知;對特赦令不得提出任何司法上訴。只有在視特赦令為政府政令時，或者在特赦令涉及司法部門的運作時，最高法院才能受理有關事宜。在德國傳統理論以及判例亦如此主張。發生于1883年的ZIETHEN案即很好地說明了此一問題。被告ZIETHEN之妻病弱將死，被告另有女友，事發之日，被告乘坐火車往科隆，回來后見其妻被殺。法院認為，被告在往返之間，有充分時間實施殺人行為，遂判處其無期徒刑。期間，德國威廉二世發布赦令，被告獲得赦免，但被告拒絕接受，必欲要求法院通過再審還其清白。盡管其后確有真兇良心發現而自動投案自白，但礙于司法程序規定，無人能使其恢復清白。二十年后，被告死于獄中。不過，近來國外理論界就此問題上出現不同看法，甚至在一些國家的立法中亦有所體現。

(三)赦免之象征性特征

赦免具有象征性之特征，這也是赦免之所以存立的重要因由。事實上，法不可能盡善盡美，而且法理念自身往往亦并非和諧、統一，而存在諸多內在分歧。同時，法理念與倫理性、宗教性、政治性理念之間也多有沖突。而赦免作為貫徹寬容政策之手段，它能夠在各種不同理念之間發揮非常重要的調整作用。赦免制度可以象征性地表現出，在現今人類社會還有比法更高價值的東西。誠然，赦免“著意于庇護做了非法行為的個人或少數人們”，獲得赦免者絕大多數都確實實施了違法犯罪行為。

但是，該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便在于其能夠帶來因“迫切需要的大義”或“政治便宜的大義”所產生的利益。相對而言，赦免可能帶來的弊端則不足道哉。正如拉德布魯赫所言，赦免之仁慈不是把自身局限于法律之內平衡各種緊張關系，而是承認如下事實：在法之外，還存在著其他價值，使這些與法相對的價值具有效力，可能變得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