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國在修改《刑訴法》后，將原賦予檢察機關免予刑事處分的職能取消了，這一舉措的實質是在維護法院審判權的統一性和完整性。在四位一體的刑罰體系中，制刑權、求刑權、科刑權在分工和設計上都是統一完整的，唯有刑罰執行權是個例外。目前實踐中，擁有刑罰執行權的主體包括公安、監獄、法院三個機關。其中公安機關負責執行管制、拘役、單處剝奪政治權利、判決(裁定)生效時余刑不足一年的有期徒刑罪犯，或者主刑執行完畢后的剝奪政治權利以及將犯罪的外國人驅逐出境;監獄機關負責執行判決(裁定)生效時余刑在1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罪犯，以及無期徒刑、死刑緩期兩年執行的罪犯(包括這些罪犯中被判處剝奪政治權利刑罰的執行);法院負責執行死刑、罰金、沒收財產。最初在刑罰體系職能的分配設計上，將刑罰執行權進行肢解或許有其歷史原因和背景，但在當今形勢下若非制衡協作上的必須，則對任何刑罰權的肢解就等于是從根本上削弱這項權力的功能。這種分散狀態下的刑罰執行權，既難以統一執行尺度，人為造成雙重或多重執行標準，又無法像其它刑罰權一樣形成自身延續發展的體系建設，甚至還能否稱各部門手中的這部分權力為嚴格意義上的刑罰執行權都需要存細推敲，同時也不可避免會影響到整個刑罰體系和功能的發揮。

(二)減刑權與假釋權的歸屬問題

1、減刑權歸入刑罰執行權較為準確適宜。減刑權應當歸入審判權還是歸入刑罰執行權(行刑權)的爭論由來已久。站在有利于刑罰體系建設和總體功能發揮的角度，筆者認為將其歸入刑罰執行權較為準確適宜。其理由為：根據《刑訴法》的有關規定，人民法院行使審判權的案件，分為由檢察院出庭支持提起訴訟的公訴案件和三種特定情況的自訴案件。減刑案件沒有檢察院出庭支持提起訴訟，也不符合三種特定情況的自訴案件。因此，不應將其歸入審判權的范疇。

2、減刑不涉及定性和量刑的問題。審判形成的判決或裁定中，定性和量刑是其不可或缺的兩個部分。而減刑不涉及定性和量刑的問題，不是對已決犯的又一次審判。審判適用的對象是未決犯，其依據的是當庭被質證采信的證據，解決的是罪與非罪、罰與不罰的問題。而減刑適用的對象是已決犯，其依據的是監獄機關提供的材料，解決的是獎與不獎、獎多獎少的問題。

3、設立獨立的刑罰執行主管機關。由報應刑向目的刑轉變是當今刑罰的大趨勢。報應刑主義認為，刑罰的目的就是對罪犯所犯罪行的相應懲罰。法院的判決(裁定)是不可更改的依據，這看似在維護審判權的完整性，實則是報應刑主義的另類表現形式。目的刑主義認為，刑罰的目的不是報應，而是在懲罰的同時，重點對罪犯進行矯正、教育，法院判決(裁定)的刑期，雖是實施懲罰的依據，但它是一種宣告刑，應當允許刑罰執行機關為全面實現刑罰目的，在法律規定范圍內以獎勵的方式縮短罪犯實際執行刑期的長度。筆者認為從確保刑罰執行功能的全面實現考慮，固然要提高刑罰執行機關的工作效率、執法能力及水平，但更重要的是應當在現有刑罰體系內提高刑罰執行的地位，盡快出臺一部專門的刑罰執行方面的法律，設立獨立的刑罰執行主管機關，賦予刑罰執行機關更大的權力，使其在教育改造罪犯的行刑事務上擁有決定權。這是我們解決刑罰體系失衡，提高教育改造質量，改變目前監獄如同一個“已決犯拘留所”尷尬境地的治本之策。

4、將假釋歸入刑罰執行權(行刑權)范疇更加準確適宜。假釋又稱“假出獄”。從普遍意義上講，假釋是指罪犯服刑期尚未屆滿，暫予釋放，經過一段時期的考驗，如無犯罪行為發生，即以執行完畢論的一種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假釋的實質是一種附條件的提前釋放。罪犯雖然在客觀上走出了監獄大墻，卻依然是戴罪之身，法律意義上的刑罰執行并未中止，而是在繼續執行之中，其由法院宣告的罪刑并未發生任何改變，所不同的是在法律規定條件下，其刑罰執行的方式、空間發生了變化，這與當前主張行刑社會化的大趨勢是一致的。所以將假釋歸入刑罰執行權(行刑權)范疇更加準確適宜。此外，應根據形勢的發展對假釋的概念進行修正或重新定義，使假釋不再是國家對于罪犯的恩典，而成為受刑人的權利;不再是對少數表現良好的罪犯予以提前釋放的一種優待的例外制度，而成為刑罰執行的一部分，是監禁和釋放的中間階段;不再是與減刑在功能上重復雷同的獎勵措施，而成為一種保護觀察，使行刑不定期化的刑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