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駕駛緩刑后的眾多質疑一直存在，多數人認為醉酒駕駛后的緩刑雖然能起到對肇事人員起到教育作用，但是有人懷疑法官在處理類似的案件的時候會不會受到人情的影響，即存在不公平的現象，所以我們來看看關于醉酒駕駛后的緩刑到底該如何看待？

醉酒駕駛緩刑后的眾多質疑：

一、自“醉駕”入刑以來，由初期呈現高壓“嚴打”態勢，各地法院對“醉駕”案件被告人均判處實刑，到“醉駕”適用緩刑甚至免于刑事處罰的案件不斷出現，引起了公眾的廣泛質疑，也引發了學者的激烈爭議。對“醉駕”案件被告人均判處實刑，在一段時間內也許能起到威懾作用，但法律不僅僅具有懲罰性，還應具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對符合條件的被告人適用緩刑，符合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權和保障人權的需要，也具有節約司法資源的現實必要性。“醉駕”案件的處理之所以會引起爭議，重點并不在于緩刑判決的實際存在，而是在于緩刑判決的標準和依據，公眾的最大質疑其實在于法官能否避免人情和特權的干擾、“醉駕”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平等的裁判。在遵循平等原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以及均衡原則的前提下，綜合考慮案發時的外界環境、犯罪人人身危險性、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否具有嚴重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為等因素，規范、均衡地對符合條件的“醉駕”案件適用緩刑，并不于法相悖，也能夠得到公眾的理解和認同。

二、自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實施以來，“醉駕”入刑已一年有余。在這一年多時間里，初期“醉駕”案件的處理呈現出一種高壓的“嚴打”態勢，全國各地法院的裁判極為統一，對被告人均判處實刑。

（1）2011年5月10日，最高法院張軍副院長的講話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

（2）之后“醉駕”案件適用緩刑甚至免于刑事處罰的案件不斷出現，部分地區的緩刑判決數量甚至有超過實刑判決之勢

（3）緩刑判決的增多引起了爭議，公眾就緩刑判決對“醉駕”行為的威懾力影響以及判決背后可能存在的隱性不公紛紛提出質疑。

三、醉駕”案件的緩刑適用屬于量刑范疇的問題，但是由于緩刑的非監禁性，其與實刑存在實質性區別，對其進行單獨討論具有重要意義。從《刑法修正案（八）》關于緩刑法定適用條件和排除條件的規定來看，對符合條件的“醉駕”案件被告人適用緩刑無可厚非，再結合“醉駕”的法定刑，“醉駕”案件的處理貌似是“拘亦可，緩亦可”。然而，相關司法解釋的缺失、公眾的熱情關注、個案的具體案情等種種因素卻讓刑事審判法官實際面臨著“拘亦難，緩亦難”的尷尬局面。

（一）適用比例呈上升趨勢 在“醉駕”案件的審理上，全國各級法院普遍采取了整體從嚴的做法，對被告人判處拘役實刑居多，甚少適用緩刑。如江蘇省自2011年5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法院共判決“醉駕”案件1748起，其中實刑1725起，緩刑23起，緩刑適用率僅為1.32%。再如北京市，自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5月1日判決的“醉駕”案件中，緩刑適用率僅為1%左右。但同時“醉駕”案件的緩刑適用表現出先嚴后寬的特點，適用比例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如廣東省在2011年5月1日至同年9月29日，全省“醉駕”緩刑與實刑之比低于1：10，而從2011年9月30日至同年12月31日，全省“醉駕”緩刑與實刑之比已上升至超過1：1。緩刑比例的上升成為公眾質疑的焦點問題。

（二）適用標準缺乏統一 目前由于對“醉駕”案件在情節認定及量刑幅度上沒有統一的標準，加上各地道路交通硬件設施、社會綜合治理狀況各不相同，各地法院對“醉駕”案件適用緩刑“各行其是”，緩刑適用比例也相差較遠，如北京、杭州等城市，已判決的“醉駕”犯罪案件緩刑適用率分別為1%和5%左右，而安徽、重慶、云南的適用比例卻超過40%，部分城市比例更是高達73%。不僅如此，同一地區的不同法院對于“醉駕”案件適用緩刑的標準也把握不一，比如筆者所在的揚州市七家基層法院，有的法院對于酒精含量達到160mg/100ml的“醉駕”被告人不適用緩刑，有的法院則對于酒精含量達到200mg/100ml的不適用緩刑。這些現象不但引起了社會的非議，還嚴重損害了司法的權威。

（三）社區矯正進展順利 被宣告緩刑的“醉駕”被告人緩刑考驗期一般為六個月，在判決生效后即到社區報道并接受矯正。考驗期時間的相對較短，為社區矯正機構工作的銜接和開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被告人通常會按時積極履行相應義務，不會發生脫管或者失蹤的情形。以筆者所在的某地級市為例，“醉駕”犯罪分子參加社區矯正的到位率為100%，遠遠高于其他類型犯罪的到位率。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醉駕”被告人的緩刑適用效果。盡管“醉駕”入刑僅一年有余，現在對適用緩刑的被告人是否會再次醉駕進行評判可能為時過早，但就目前而言，已經出現了因醉駕被判處拘役實刑的被告人再犯的報道（4），卻尚未發現被宣告緩刑的被告人再犯的情形。那些認為緩刑削弱“醉駕”入刑威懾力的論調似乎并無客觀依據。

四、“醉駕”適用緩刑：理性思考下的現實選擇

從“醉駕”入刑的立法背景及實際運行來看，社會公眾對打擊“醉駕”行為的執法效果期望普遍較高，要求對其嚴處、重處的呼聲占主導地位。但是“醉駕”情節各有輕重，社會危害性千差萬別，對 “醉駕”案件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果一旦構成“醉駕”就判處實刑，在一段時間內也許能起到威懾作用，但法律不僅僅具有懲罰性，還應具有教育和挽救的功能。對符合條件的被告人適用緩刑，符合我國刑法精神，有其現實必要性。

（1）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需要 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刑事政策，是適應新時期社會發展需要，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在我國，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基本內涵是“該嚴則嚴，當寬則寬；寬嚴互補，寬嚴有度；審時度勢，以寬為主”，所謂“以寬為主”，“是指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的整體發展趨向是走向寬和”。

（2）《刑法修正案（八）》充分貫穿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這條立法主線，在減少“死刑”的同時，加大“生刑”的處罰力度；在降低一部分犯罪入罪門檻的同時，適當降低一些犯罪的法定刑，廢除部分死刑的適用；完善三大非監禁刑，并引入社會矯正制度。總體來說，《刑法修正案（八）》是以刑法的謙抑性為基本理念，充分發揮刑法的調節作用，以“寬”為核心，突出刑罰的“輕緩化”、“非監禁化”，使刑法達到一種“嚴而不厲”的平衡狀態。根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精神，對構成“醉駕”案件不應簡單地實行“一刀切”的做法，全部判處實刑，而是應當區分案情，從犯罪事實的危害程度、被告人主觀惡性深度、再犯可能性大小以及案件的社會影響等問題綜合考慮是否對被告人適用緩刑，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從而達到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的有機統一，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利與保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的有機統一。正如有學者所說，“在這個問題上，必須保持司法理性，不能把公眾對醉駕行為的憤怒和非理性的情緒轉嫁到司法裁量上；司法理性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能夠在洶涌的民意面前保持嚴謹的推理和清醒的邏輯。”

（3）“法官自由裁量權”一詞是引進西方法律文化的結果，根據《牛津法律大辭典》的解釋，所謂自由裁量權是指（法官）酌情做出決定的權力，并且這種決定在當時情況下應是正義、公正、正確、公平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權力或者責任，使其在某種情況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權。有時是根據情勢所需，有時則僅僅是在規定的限度內行使之。

（4）因人類認識能力的非至上性導致法律的局限性不可避兔，法官自由裁量權存在的首要價值就在于其能有效地克服法律的局限性。“法官可根據社會生活發展的需要，把經濟、政治、哲學方面的要求及時補充到法律中去，使法律隨時代的發展而與時俱進”。

（5）因此，無論是大陸法系國家還是英美法系國家的法官，都擁有無可爭辯的自由裁量權。自由裁量權的實質就是法官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依法擁有根據案情具體情形自主作出裁決的權力。在“醉駕”案件中，針對不同的案情，對符合條件的被告人宣告適用緩刑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必然要求。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存在，就應當允許對部分被告人適用緩刑。

五、節約司法資源的需要 以波斯納為代表的經濟分析法學派認為，法律活動中應當貫徹成本—效益原則，力求以最小的成本獲得最大的效益。為了提高司法活動的經濟效益，應當將最大限度地減少這種經濟資源的耗費作為對法律程序進行評價的一項基本價值標準。現在，訴訟經濟原則已成為各國刑事訴訟最基本的刑事政策，甚至有的國家將其確定為法律原則。節省訴訟資源，提高訴訟效率，已成為各國刑事訴訟改革的基本趨向之一。就我國而言，為了打擊各種犯罪，國家每年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社會資源，僅關押一個犯人，每年就需要花費1 萬元以上的費用。刑事犯罪增多與司法資源有限的矛盾日益突出，資源越來越不能滿足司法職能正常運作的需要。自“醉駕”入刑以來，各地對被告人判處拘役實刑居多，不斷增加的入獄人數，必將使司法資源的短缺雪上加霜，并可能拖垮國家的司法體系。對“醉駕”案件規范有序地適用緩刑這一最基本的自由刑替代措施，可以通過社區矯正達到教育改造罪犯的效果，能夠避免目前“醉駕”刑事案件多發態勢下監獄司法資源不堪重負的局面。

（四）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需要

六、從判處“醉駕”刑的群體來看，大都屬于承擔生活壓力的弱勢群體。像這些居家帶口、子女跟隨就學之家，如果判處實刑，將造成新的社會問題。如果適用緩刑，對犯罪分子本人、家庭及子女入學，都有好處。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總則，在刑事司法中，我們應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觀，既要“雷霆萬鈞”，又要“春風化雨”，達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所以最初的醉酒駕駛的實刑變成了現在的醉酒駕駛緩刑，其實是出于對于人道的考慮，但相反作為法官，在對待實刑與緩刑的辨別上就增加了難度，也難以避免受到人情世故的干擾，就會出現不公的現象，那么這種緩刑也會成為賄賂的罪惡根源，這實則是一種倒退，范圍影響了法律原本的嚴肅公正的效應。在社會的反應里，大多還存在對醉酒駕駛緩刑后的眾多質疑，不過結果如何要看公眾的對于輿論的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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