準確的說就是要注意正確理解“可以”在本條這一特殊環境中的含義。本條中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對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審”，這是一個典型的授權性規定，即賦予人民法院、人民檢察和公安機關對符合法定條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適用取保候審的權利，問題在于這項權利到底有多大。司法實踐中的司法工作人員通常將這項權利理解為“對于符合取保候審法定條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適用取保候審，也可以不適用取保候審”，理由是在法律規定中“可以”本身就是一個或然性規定，當規定可以做某事的時候，這里就包含著可以做某事和可以不做某事兩種權利，而選擇其中任何一項權利都是合法的。這種理解導致了司法實踐中的一種令人費解的現象，即當申請人以可能判處管制、拘役或者獨立適用附加刑的或者可能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不致發生社會危險性的為理由向司法機關申請取保候審時，司法工作人員在不能推翻申請人的理由的情況下，也能隨意地拒絕申請人的取保候審申請，其依據同樣是第51條，既然法律只是規定“可以取保候審”而不是“應當取保候審”，那么對符合取保候審條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論是決定適用取保候審還是決定不適用取保候審都不違反第51條的規定，都是法律賦予的權利。

例如甲涉嫌收贓罪(《刑法》第312條“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贓物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或者代為銷售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被立案偵查，偵查中甲供認自己的犯罪行為，但因未能提供偵查人員要求提供的向其銷售贓物的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被偵查人員認為其不配合偵查，存在通知其他犯罪嫌疑人或者同其他犯罪嫌疑人串供的可能性，遂以《刑事訴訟法》第60條為依據，認為甲屬于“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判處徒刑以上刑罰，采取取保候審、監視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發生社會危險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向檢察機關申請批捕獲準后，即對甲依法逮捕。

三周后同甲有聯系的所有其他犯罪嫌疑人均已歸案，甲的律師便以原來逮捕的理由已不存在、對甲適用取保候審已足以防止社會危害性為由向公安機關申請取保候審，公安機關的承辦人員在不能推翻律師申請取保候審理由的情況下仍然拒絕取保，并告知律師《刑事訴訟法》規定在符合第51條的情況下只是“可以”取保候審，辦案人員有權根據辦案需要選擇同意取保候審或者不同意取保候審。而他選擇了不同意取保候審，因為他認為繼續羈押能夠更方便其辦案的需要。本案中辦案人員的做法在司法實踐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但這種做法及其支持這種做法的相關認識是否真正反映了《刑事訴訟法》第51條的立法原意呢?對此我們的觀點很明確，我們認為這種認識不能全面、準確地反映第51條的立法原意，理由有如下幾點：

(一)從邏輯學的角度來看，“可以A”這一或然性表達式當然包含有“既可以A也可以非A”的內容，但這并不意味在任何情況下“既可以A也可以非A”都是“可以A”所要反映的唯一內容。首先，從模態真值表我們可以看出，“可以A”與“可以非A”之間的關系是“兩者決不同假，兩者有時同真”，也即“可以A”和“可以非A”并不是在任何時候都無條件的同真，而只是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或者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同真，因而，“可以A”同“既可以A也可以非A”之間并不具有唯一性。其次，從表達式的解釋來看，對一個模態表達式的解釋也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可能存在四種解釋方法即邏輯解釋、動因解釋、價值解釋和命令解釋，而且每一種都還需要參照某些邏輯之外的因素作相應的輔助說明(如：在邏輯解釋中——涉及陳述的命題，因而涉及有關知識;在動因解釋中——涉及作為有關事物原因的一系列現實因素;在價值解釋中——涉及到某人的評價;在命令解釋中——涉及特定部門要履行某事態有那些有效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