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新的行政訴訟法將就進一步擴大訴訟受案范圍、擺脫地方干擾等方面作出規定，紅頭文件將列入受案范圍、不執行判決領導可以被拘留、將建立訴訟代表人制度、允許口頭起訴，這一系列亮點頗受社會關注，很多人對這次修訂充滿期待。

作為一名拆遷律師，筆者時時刻刻關注著修訂行政訴訟法的動向，但是新的行政訴訟法對于目前較為嚴重的官民沖突以及行政司法不公、立案難等問題是否能夠起到緩解作用?筆者甚為堪憂!

仔細琢磨行政訴訟法修訂的內容除抽象行政行為(紅頭文件)可以列入訴訟范圍屬于新增內容，其他訴訟代表人制度、第三人制度等法規面的規定，其實現行行政訴訟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已經囊括在內。比如針對立案難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受訴人民法院在7日內既不立案，又不作出裁定的，起訴人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申訴或者起訴。上一級人民法院認為符合受理條件的，應予受理;受理后可以移交或者指定下級人民法院審理，也可以自行審理。”已經為其設立可靠的、有效的救濟途徑，但為更好的解決立案難問題，2008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出臺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案件管轄若干問題的規定》進一步對行政案件管轄問題作出規定，對于中大復雜案件以及當事人認為不宜在基層人民法院進行審理的行政案件，可以向中級人民法院起訴，中級人民法院收到起訴材料后應當自行審理、指定本轄區其他人民法院審理、書面告知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審理;對于基層法院收到起訴材料七日之內既不立案又不裁定的向中級人民法院起訴的，中級人民法院應當要求有管轄權的基層人民法院依法處理;指定本轄區其他基層人民法院管轄;決定自己審理。

僅以立案難這一問題來分析，現行行政訴訟法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釋作出的規定已經足夠，至少提供的救濟途徑是非常明確的，然而實際上對基層法院執行過程中與法律相差太大，首先遞交材料法院一般不會出具收據，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是明確要求出具收據的;對于不予立案的，法院一般是口頭告知，很少出具書面裁定;即使按照現行法律向上一級法院提出起訴，上一級法院基本能上不做任何處理，大多要求當事人找下一級法院解決。

故筆者認為，目前行政訴訟中凸顯的立案難、司法不公、執行難等問題關鍵在于有法不依、而非法律空白，像征地拆遷、計劃生育之類敏感案件，其實按現行法律規定其實只要具有利害關系、符合管轄、起訴期限等要求均應當受理，行政訴訟法并非大家所想的那樣不合理。例如一些市對于涉及土地承包權、征地拆遷之類的案件一律不予受理，這難道是法律本身的問題嗎?

近年來隨著城市化建設的發展、導致大量征地拆遷糾紛產生，但基層法院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存在嚴重的有法不依，群眾依法提起訴訟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即使受理也很少依法審判、而在地方政府以及開發商作出的一些侵權行為，司法機關也常常借故推辭不予介入、相反還常常有司法機關承擔征地拆遷的任務，司法天平嚴重傾斜，國家信訪局接待的上訪群眾大多與征地拆遷有關，群眾大多信訪不信法不是法律本身有問題，而是司法不公的問題導致。

新的行政訴訟法出臺，相信會賦予公民更多的權利，但如果法律實施問題解決不了，再完善的法律也沒有任何的意義，甚至因法律賦予的權利難以實現會加劇官民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