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事項：

一、關于醫療事故的概念———“明顯”是個相對概念

唐律師分析說，新《條例》雖然對醫療事故的概念進行了重大修改，擴大了醫療過失行為導致人身損害后果的范圍，將原來的三級醫療事故變為四級，即增加了“造成患者明顯人身損害的其他后果的”第4級醫療事故，同時還規定“不屬于醫療事故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但這里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司法實踐中，法院一般是根據損害結果確定責任方的，所以，如法院完全按照條例規定審理糾紛對患者是不利的;其次，“明顯”一詞是個相對的概念，如何合理界定“明顯人身損害的其他后果”的范圍目前并無定論。

專家建議：患者避開是否醫療事故這個敏感的話題，以醫務人員存在醫療過錯并導致患者人身損害為由直接提起民事訴訟。因為我國《民法通則》第106條規定，公民、法人由于過錯侵害國家的、集體的財產，侵害他人財產、人身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二、關于病歷資料———患者應該“主動點”

病歷資料是對患者的疾病發生、發展情況和醫務人員對患者的疾病診斷、檢查和治療情況的客觀記錄，同時也是一種重要的書證。在醫患之間就患者的診斷和治療問題發生爭議時，病歷資料對于認定醫療機構是否存在醫療過失起著其他證據難以替代的證明作用。過去由于病人所在單位、病人、家屬、事故當事人及其親屬不予調閱 (病歷)，使得患者及其家屬在處理醫療糾紛過程中處于相當被動的地位，而醫療機構故意修改、隱匿、甚至銷毀病歷的現象經常出現。新《條例》就病歷資料的書寫、保管、復印、復制、封存和啟封程序進行了詳細的規定，尤其是允許患者復印或復制病歷資料具有重大的意義，但這種權利的行使是有一定限制的。

多數人并不知道，患者的病歷資料其實分為兩部分：即客觀性病歷資料和主觀性病歷資料。客觀性病歷資料是指客觀記載患者病情及檢查、治療結果等情況的資料，包括門診病歷、住院志、體溫單、醫囑單、化驗單(檢驗報告)、醫學影像查檢資料、特殊檢查同意書、手術同意書、手術及麻醉記錄單、病理資料、護理記錄以及國務院衛生行政部門規定的其他病歷資料;主觀性病歷資料是指記錄醫務人員對患者病情、治療進行分析、討論的主觀意見的資料，它反映了醫務人員對患者疾病及其診治情況的主觀認識及其實施醫療行為的主觀動機，包括死亡病例討論記錄、疑難病例討論記錄、上級醫師查房記錄、會診意見、病程記錄。

這里重點提及病程記錄，它客觀記錄患者治療情況，是證明醫務人員診斷和治療措施是否得當的重要證據，將其排除在患者可復印或復制的病歷資料范圍以外，實際上對患者來講不利。因為《條例》規定，患者僅有權復印或復制其客觀性病歷資料，而無權要求復印或復制主觀性病歷資料。也就是說，患者有權復印或復制病歷，但復印或復制的病歷資料范圍有嚴格限制，病程記錄是不能復印的。

專家建議：患者發生糾紛時，除了行使復印或復制病歷資料這一權利外，還應主動要求將主觀性病歷資料一并進行封存。因為《條例》規定主觀性病歷資料“應當在醫患雙方在場情況下封存和啟封”，但并沒明確封存主觀性病歷資料是醫療機構應履行的義務還是可選擇的權利，患者要充分利用這一權利。

三、關于尸體檢查問題———不要感情用事

當患者死因不明時，對患者的進行尸體解剖檢查是確定患者死因的最佳選擇。《條例》第18條規定，在醫患雙方不能確定患者死因或者對死因有異議時，應當在患者死亡后48小時內進行尸檢，具備尸體凍存條件的，可以延長至7日。任何一方拒絕或者拖延尸檢超過規定時間而影響對死因判定時，由拒絕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擔責任。

專家建議：患者發生意外，家屬對治療有爭議時，一定不要感情用事，要配合醫生履行尸檢手續，但為增加尸體檢查的透明度，提高尸檢結果的公正性和可信性，可要求聘請法醫、病理人員參加尸檢或委派代表觀察尸檢過程，這是《條例》允許的。

四、關于醫療事故鑒定程序———提起訴訟應“直接”

《條例》對醫療事故的技術鑒定程序進行了重大改革，將鑒定的組織者由衛生行政部門變為相對中立的第三方，即地市級以上醫學會，對鑒定程序和鑒定文書進行了規范。但是，新的醫療事故鑒定程序還存在一定的問題，如沒有實行鑒定人制度，仍然采取難以追究鑒定人責任的組織鑒定制度(專家鑒定組)等。

根據《條例》第20條規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程序的啟動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由衛生行政部門移交，另一種方式是醫患雙方在協商過程中共同委托。但是，對于任何一方當事人能否單方直接申請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條例》沒有明確加以規定。另外，《條例》第39條規定，對醫療事故爭議當事人提出的處理請求，衛生行政部門有權進行審查，對于不符合《條例》規定的處理申請，有權不予受理。這實際上是限制了醫患雙方當事人單方直接申請鑒定的權利，尤其是對患者權利的限制。

專家建議：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建議患者根據《條例》第46條“當發生醫療事故賠償爭議時，醫患雙方均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規定，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

關于舉證責任倒置不可掉以輕心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應就其主張的事實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的責任。一般的舉證責任的基本原則是“誰主張誰舉證”。但對于醫療損害賠償案件，最高人民法院《規定》第四條第八項規定：因醫療行為引起的侵權訴訟，由醫療機構就醫療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及不存在醫療過錯承擔舉證責任。

應當注意的是，目前實行的舉證責任倒置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醫患雙方在法庭的地位，不能根本改變訴訟結果，原因在于醫學的高度專業化。

醫療程序怎么走：

處理醫療糾紛有三大途徑：協商、行政處理和訴訟。

醫療糾紛的協商程序

醫患雙方在沒有第三方介入的情況下，就醫療糾紛的解決方案進行溝通、談判取得一致意見的過程。通常是醫患雙方就醫療糾紛產生的原因、造成的后果、關聯性和各自的責任進行交涉，達成一致意見。協商本身也是一種民事法律行為，只要不違法就受法律保護。協商達成的協議與其他契約一樣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雖不具備強制執行的效力，但受法律保護，任何一方不履行，對方可以向法院起訴要求履行。

醫療糾紛的調解程序

發生醫療糾紛的醫患雙方當事人，在第三方的協調、幫助、促進下，進行談判、商量取得一致意見，消除爭議，建立新的權利義務關系。調解協議與協商協議一樣具有合同效力，但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目前這樣的第三方調解機構主要有：衛生機構行政機關的調解、民間(組織)調解、法院附設的訴訟前調解。與協商程序所處的矛盾沖突風口、訴訟程序的耗時耗力耗材相比較而言，調解程序是最合適民意的。

醫療糾紛的訴訟程序

即打醫療糾紛官司，往往是在協商、調解不能達成協議的情況下，當事人選擇的最后解決醫療糾紛的途徑。訴訟與協商、調解相比具有兩面性，一方面，訴訟體現國家對民事活動的干預，具有強制性、終局性、權威性，是解決醫療糾紛的最有力的程序。另一方面，訴訟作為解決糾紛的一個最嚴格的程序，也是一個最繁瑣的程序，與協商調解相比耗時、費力，且需要訴訟成本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