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并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這同樣是法律專門賦予律師的調查取證的權利，其他辯護人不享有這個權利。

但律師在行使這一權利時，要受到以下限制：

1、經過人民法院的許可。人民法院是否許可，主要看律師調查取證是否會給被害人造成傷害，是否會影響案件的公正審理;

2、必須經被害人、被害人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

辯護律師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也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或者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這是法律賦予律師的調查取證的權利，其他辯護人沒有這個權利。律師為了辯護的需要，經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同意，向他們收集證實被告人是否犯罪、罪重還是罪輕的物證、書證、視聽資料和證人證言。

在實踐中，由于各種原因，造成律師取證比司法機關取證困難得多，證人或其他單位或個人拒絕與律師見面，向律師提供證據，拒絕作證的情況時有發生，針對這種情況，刑事訴訟法賦予律師可以申請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調取證據及申請人民法院通知證人出庭作證的請求權。例如，律師請了解案件情況的人提供證言，遭到拒絕時，就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向其發出出庭作證的通知。

對于律師申請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收集、調取證據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都應當親自收集和調取。律師申請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收集、調取證據，并不都是要先向證人、被害人或有關單位和個人取證，遭到拒絕時才能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請，律師如果認為某些證據材料對案件的定罪量刑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容易丟失，或律師調取、收集確實有困難的，可以不親自去收集、調取，而直接申請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收集、調取。

調查取證權是律師踐行正義的必要保證

無論在民事、行政還是刑事訴訟中，律師的取查取證權利都非常有限。這一方面跟律師僅僅是提供法律的工作者，不享有公權力有關，更主要是法律的規定存在缺陷，這在刑事訴訟中更為明顯。

刑事訴訟法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那么，從保障事實真相的查清以及程序正義的原理來看，這一規定應當理解為證人、被害人等知道案件情況的人向作為偵查機關的控方和被告人的辯護律師應當都有作證的義務。

然而，實踐中，被害人、證人的這種作證的義務卻往往異化為僅僅向司法機關作證的義務。因為，首先法律規定了證人、被害人應當向司法機關作證，并明確規定了司法機關向證人、被害人調查取證的各種程序;其次，司法機關擁有強大的公權力，對拒不作證特別是作偽證的證人有權采取剝奪其權利的措施，能保證其目的得以實現。而作為不享有公權力的法律工作者的律師，法律對其向被害人、證人取證設置了重重障礙。辯護律師要向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首先要經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許可，并且要經作證人本人的同意;辯護律師向證人或者其他有關單位和個人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要經他們的同意。由此可見，律師與司法機關的調查取證權嚴重的不對稱。

但是，律師這種調查取證權的弱化，不僅意味著對律師執業權利的設置了障礙，更重要的是對公民權利的保障設置了障礙，不利于人權的保護。因為在刑事訴訟中，辯護律師為被告人辯護，是行使被告人權利的體現，進一步而言是幫助公民權利的得以實現。正如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陳*良教所說，律師的權利不是國家的權力，也不是社會權利，而是公民個人權利的延伸。律師調查取證權的弱化，不利于事實真相的發現，公民可能因此而蒙冤，近來出現的諸如佘*林案、胥*祥案等冤假錯案，多少跟律師辯護權不能充分行使有相當關系。

律師調查取證權的弱化，使用控辯之間力量進一步失衡，不利于程序正義的實現。法庭之間的控辯交鋒，是擁有強大公權力的國家機關與勢單力薄的被告人的一場博弈。因此，要讓被告人能充分闡述自己的意見，要讓其的辯護權得以充分行使，進而讓其感受到這場審判不是國家對其權利的赤裸裸剝奪，而是一場公平與正義的審判，就必須保證其的辯護律師有充分的調查取證權，能提取到對其有利的事實和證據。律師擁有與司法機關對等的調查取證權，才能有可能與控方進行有效的博弈，從而使程序正義得以實現。

關于刑事辯護律師收集證據的內容，可以來律霸網找律師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