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通過調停人或其他組織使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直接溝通、共同協商，雙方達成民事賠償和解協議后，司法機關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追究刑事責任或從輕減輕刑事責任的訴訟活動。

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將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實施，新刑訴法第5編第2章第277至279條對刑事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進行了專門規定，按照法律規定，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侵犯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侵犯財產犯罪，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故意犯罪案件，以及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納入公訴案件適用和解程序的范圍。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這一程序。對于當事人之間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依法從寬處理。

法律依據

首先，《刑法》第61條規定：“對于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情節是影響定罪和量刑的一個獨立因素，包括定罪情節和量刑情節。量刑情節有法定量刑情節和酌定量刑情節兩種。酌定量刑情節是刑法沒有作出明文規定的情節，常見的酌定量刑情節包括了犯罪后的態度，具體是指加害人在犯罪后積極悔罪、及時采取措施減輕危害影響、真誠求得被害人諒解等行為，這些行為大多是刑事和解的內容，因而刑事和解可以視為影響量刑的酌定從輕情節。

其次，《刑事訴訟法》第142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依照刑法規定不需要判處刑罰或者免除刑罰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決定。”對于犯罪后，加害人能夠積極采取補救措施、認罪悔過、賠償被害人損失并達成和解協議的，可以視為加害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的降低，沒有采取羈押措施的必要，甚至于失去了追究其刑事責任的特殊預防意義，對其決定不起訴就很有必要。

再次，2006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在檢察工作中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見》第12條規定：“對于輕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認罪悔過、賠禮道歉、積極賠償損失并得到被害人諒解或者雙方達成和解并切實履行，社會危害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訴。確需提起公訴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理的意見。”初步規定了刑事和解制度。2011年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當事人達成和解的輕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了刑事和解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適用范圍和條件、當事人和解的內容、當事人和解的途徑與檢調對接等內容，對檢察機關適用刑事和解制度進行了規范。

理論支持

首先，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刑事和解制度順應了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其根本意義是恢復被犯罪破壞的社會關系。對被害人而言，刑事和解制度承認并尊重其主體地位，注重其權益保護的重要性，使經濟利益和精神利益恢復平衡。對加害人而言，刑事和解制度給了其尊重和改過自新的機會，因和解協議的達成和履行，得以從輕或免予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責任，可以使其自然地回歸社會。

其次，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重要體現。刑事和解能夠化解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矛盾，增進人與人之間的和睦共處，促進犯罪人回歸社會，使被害人從被害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并得到相應賠償，修復因犯罪行為而被破壞的人際關系及社會秩序，是司法工作服務大局的有效舉措。實行刑事和解制度，就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運用黨的刑事政策指導司法的具體體現。

再次，有利于降低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提高訴訟效率是刑事司法的要求，訴訟過程漫長既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也使訴訟當事人精神上不堪重負。即使刑事訴訟最終依法對犯罪進行了處理，但漫長的訴訟過程也會使訴訟結果的意義黯然失色。刑事和解操作簡便，不必動用大量人力，無需特定場所和繁瑣的程序，可以節省大量成本，在最短時間內及時解決糾紛，從而全面提高糾紛解決的效率。

實踐需求

司法實踐中，逮捕措施普遍適用，“在法院判決有罪的刑事案件中,95%以上的被告人都被采取了逮捕這一強制措施。”導致犯罪嫌疑人絕大多數都是在被羈押狀態下進行刑事訴訟的，羈押成了保證訴訟的慣性措施。另外，從案件判決情況來看，“我國刑事案件中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大概占75%，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輕微刑事案件大概占60%。”并且，盜竊、交通肇事、輕傷害等案件占有相當比例，對這些完全可以通過刑事和解程序進行調處的案件，司法機關卻不得不嚴格依照法定程序批捕、起訴、審判，耗費了大量的司法資源。這些案件如果在審查逮捕或審查起訴階段進行和解，一方面可以使被害人盡快地獲得精神撫慰和經濟賠償，同時使加害人盡快回復社會，從而修復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關系，另一方面可以減少審前羈押率，降低在押人數，有利于人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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