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刑事案件和解后手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七十九條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公安機關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

二、刑事和解的條件

刑事和解應該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1.犯罪嫌疑人(加害人)須認罪。即需要作有罪答辯。這是刑事和解程序的首要條件，也是雙方疏通情感阻滯的渠道，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認罪，則無法進行和解。

2.和解出于雙方自愿。一般而言，被害人自愿必不可少，但絕大多數情況下也要求加害人的自愿。

3.刑事和解適用的案件條件。有人認為，刑事和解應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進行。也有人認為，刑事和解只能適用輕罪案件如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案件。學者認為，以上觀點均過于保守。刑事和解的范圍可以進一步擴大。

綜上所述，刑事和解的范圍有以下兩點：

1、從案件條件來看，可以包括部分法定刑在三年以上的案件(如部分非法拘禁案、敲詐勒索案)以及部分法律規定可以附帶民事賠償的案件。犯罪情節惡劣、嚴重侵犯國家和公共利益的重大案件、累犯及應當數罪并罰的案件，不適用和解，可以通過其他方式解決。

2、從適用對象來看，可以為未成年人以及成年人中的過失犯、初犯、偶犯。其中，對于事出有因或被害人有明顯過錯，而犯罪嫌疑人系一時激憤而犯罪的案件，帶有明顯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在可能的情況下，適用和解程序對案件的處理會收到較好的效果。

三、適用刑事和解的案件

(一)未成年人的輕微刑事案件可適用刑事和解

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給予特殊、優先的保護是各國法律都予以遵循的一個原則。作為世界法律通行的原則，早在1989年，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的《兒童權利公約》就規定了對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予以優先保護，即“關于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而1990年聯合國世界兒童問題首腦會議通過的《兒童生存、保護和發展世界宣言》再一次指出：“我們在此莊嚴承諾，對兒童的權利，對他們的生存、及對他們的保護和發展給予高度優先。”并強調“提高兒童福利必須是非常高度的優先。”因此對未成年人的輕微刑事案件適用刑事和解乃是非常有必要。

(二)七十歲以上老年人的輕微刑事案件可適用刑事和解

對于七十歲以上的老年人的刑事犯罪，我國新修訂的刑法第十七條就已經規定了“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刑法這樣的規定是一種文明和人道主義的體現。從現實情況而言，年逾七十者，其人身危險性已大大降低，因此對七十歲以上老年人的輕微刑事案件亦可以考慮適用刑事和解。

(三)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不可適用刑事和解

所謂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不能適用刑事和解制度，一方面是因為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特殊性，國家工作人員乃是法律賦予職權行使公權力的人員，法律賦予其行使公權，就意味著其必須對國家的委托忠誠和誠信，而不可違背國家授予其權力“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以權謀私。

根據國家權力理論及天賦人權的概念，公民組成國家是將自身的管理權限和防衛權讓渡給國家集中行使，而國家通過法律的規定將公權力授給公職人員，讓公職人員管理國家，行使權力為社會和人民提供服務。而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顯然已經與這個初衷背離了，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適用刑事和解制度必然放任國家公權力不作為、亂作為乃至以權謀私，不利于法律賦予其權力為人民服務的初衷和原本。

另一方面是因為職務犯罪的案件侵犯的乃是公共法益。作為刑事和解，強調是的被害人與犯罪嫌疑人達成某種妥協和讓步，犯罪嫌疑人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取被害人的諒解，以達免于起訴、逮捕和審判的一項刑事制度。而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即社會公益和國家并無特定的授權主體和委托人，因此在主體不明確的情況下，刑事和解無法進行操作，而且一旦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放任刑事和解，必將導致對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益的嚴重損害，因此，我們認為在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案件中不宜實行刑事和解制度。

(四)熟人之間的案件可適用刑事和解

法律對于熟人之間的某些案件已經明確規定要予以從輕、減輕處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四)項就明確規定了“偷拿自己家的財物或者近親屬的財物，一般可不按犯罪處理;對確有追究刑事責任必要的，處罰時也應與社會上作案的有所區別。”按此精神，對于熟人之間的案件適用刑事和解無可厚非。且熟人之間亦常常受到倫理、道德、情義等因素的影響，在這些因素的調整下，可以盡量少用或者不用刑罰來控制、預防犯罪，這種社會效果有時甚至比用刑罰換來的社會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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