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行政拘留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包括：（一）忽視了限制人身自由的特殊性行政拘留限制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權四憲法所規(guī)定的一種基本權利。但是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針對行政拘留并沒有什么特殊性，該法將行政拘留與警告、罰款、吊銷公安機關發(fā)放的許可證等并列，在適用程序等方面亦沒有明顯的區(qū)別。筆者認為，這樣的做法沒有體現(xiàn)憲法和法律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忽視了人身自由權的特殊性。“在世界范圍來看，由于人身自由是受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因此對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發(fā)動，必須經(jīng)法院審查，這是各國公認的行政合法性的基本要求。換言之，任何行政機關不能自行決定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措施。即使在大陸法系的行政處罰法中，也沒有人身自由罰。”立法者可能考慮到我國在社會轉型期違法現(xiàn)象比較多，因此設置了這樣的處罰種類，但是立法者明顯忽視了這種處罰的特殊性，進而忽略了特殊的程序設置，沒有在程序上做到更為謹慎，更為嚴密。（二）缺乏聽證程序既然行政拘留涉及的是公民基本權利自由權的處分，那么在適用行政拘留的過程中應該尤其謹慎，并且給予公民充分的程序性救濟權利，如可以賦予行政相對人要求進行聽證的權利。聽證也稱聽取意見，指行政機關在做出影響相對人權利義務決定時，應聽取相對人的意見。聽證已成為當今世界各法制國家行政程序法的一項共同的、同時也是極其重要的制度。聽證制度的發(fā)展順應了現(xiàn)代社會立法、執(zhí)法的民主化趨勢，也體現(xiàn)了政府管理方式的不斷進步。聽證體現(xiàn)了是國家對公民意見的尊重，是一種符合憲政思想的制度設計。我國并不是沒有聽證制度。我國《行政處罰法》第42條對聽證程序作出了比較詳細的規(guī)定，其中第3至第7款規(guī)定：聽證公開進行；聽證由行政機關指定的非本案調(diào)查人員主持，當事人認為主持人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有權申請回避;舉行聽證時，調(diào)查人員提出當事人違法的事實、證據(jù)和行政處罰建議，當事人進行申辯和質(zhì)證；聽證應當制作筆錄。《行政處罰法》規(guī)定，行政機關作出責令停產(chǎn)停業(yè)、吊銷許可證或者執(zhí)照、較大數(shù)額罰款等行政處罰時，當事人有要求舉行聽證的權利。可見《行政處罰法》將行政拘留排斥在了可以要求聽證的范圍之外，而將一些輕微的處罰種類卻規(guī)定了相對人可以要求聽證，存在著本末倒置的現(xiàn)象。《行政處罰法》之后的《治安管理處罰法》也沒有將這一缺陷彌補，《治安管理處罰法》第94條規(guī)定：公安機關作出治安管理處罰決定前，應當告知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作出治安管理處罰的事實、理由及依據(jù)，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權利。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有權陳述和申辯。公安機關必須充分聽取其意見，對其所提出的事實、理由和證據(jù)，應當進行復核；如其所提出的事實、理由或者證據(jù)成立的，公安機關應當采納。公安機關不得因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的陳述、申辯而加重處罰。從《治安管理處罰法》第94條的規(guī)定來看，相對人享有陳述和申辯的權利，但是這并不是聽證程序，仍然屬于“決定與被決定的‘雙方組合’”，[5]難以切實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利。（三）缺乏制約機制分權與制約，是憲政的精髓。在我國憲政體制中，雖然也強調(diào)分權與制約，但是有的國家機關享有的權力過大，其他國家機關也不能對其進行有效的制約。在公檢法組成的政法系統(tǒng)中，顯然公安機關的權限是最大的，法院、檢察院對其形成的制約相當有限。這一點在行政拘留中也有所反映。我國立法將行政拘留的決定權完全賦予了公安機關，尤其自行決定是否給予行政劇烈的處罰。當然，檢察院和法院并不是完全沒有參與其中，而是間接地參與其中。相對人在接受了行政拘留后可以向檢察機關針對公安機關及其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提起控告，也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是不難看出，這種方式均屬于時候監(jiān)督的方式，而不是事前監(jiān)督的方式。在行政拘留決定作出之前，法院和檢察院并不能參與其中，其一些流程均由公安機關獨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