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執行實施拍賣有哪些主體

拍賣的實施須有主持人員，然而拍賣應由何人主持，立法及實踐中卻存在分歧。我國《民事訴訟法》對該問題未予明確，但《執行規定》第46條第?l款明確規定，“人民法院對查封、扣押的被執行人財產進行變價時，應當委托拍賣機構進行變價。”可見，最高人民法院目前的立場是，拍賣須由專門的拍賣機構主持，執行人員無權直接實施拍賣。與我國不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拍賣原則上是由執行法院或執行人員主持進行的，如在德國，動產的拍賣原則上由執行員實施，應債權人或債務人的申請，執行法院也可以命令由執行員以外的其他人實施拍賣;不動產的拍賣則由執行法院實施。日本不動產和動產的拍賣也都由執行法院或執行官主持進行。我國臺灣地區對動產的拍賣一般由書記官督同執達員實施，執行法院認為必要時也可以委托拍賣行或其他適當的人實施;但不動產拍賣只能由書記官督同執達員實施，而不能委托于其他人。上述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例，必然會使我們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我國完全禁止法院直接主持拍賣活動的做法是否妥當?哪種立法例更符合執行程序自身的規律?我國將來的強制執行法應采取何種立法態度??我國最新公布的《強制執行法草案》第四稿(2003年7月10日)第129條規定：“拍賣、變賣可以由執行員自行實施，也可以委托有關機構實施;委托有關機構進行變價的，執行員應當監督其按照本法的規定進行。”草案中首次規定了拍賣原則上由執行人員主持進行，采納了現行各國的普遍做法，具體程序的完善還有待相關立法的補充。

主張將執行中的拍賣一律委托拍賣行實施的觀點主要基于下列理由：其一，法院自行拍賣往往容易受到利益驅動的影響。其二，法院的主要精力應放在司法工作方面，而拍賣是一種商務經營活動，法院不應直接參與其中。其三，無論將拍賣視為何種性質，都不能不承認其中有著濃厚的商業氣息，這種氣息與法院的性質不相協調。由執行人員充當拍賣人，將執行法院作為拍賣場所，有失法院的尊嚴。其四，拍賣有很強的專業性、技術性，需要具備拍賣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的實踐經驗，要求執行人員充當拍賣師的角色總有點勉為其難，拍賣效果也不一定好。其五，法院主持拍賣過程中如果出現違法現象如何追究也是一大難題。因為如果把拍賣視為一種交易行為的話，法院無疑是交易的一方當事人，一旦拍賣過程中發生糾紛，競賣人只能將法院作為被告起訴，這實際上又很難讓法院承擔責任。其六，已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目前的拍賣業已相當發達，完全可以適應法院強制拍賣的需要。而且，我國目前關于法院強制拍賣的法律規定尚未出臺，法院自行拍賣并無法律規定可供遵循，拍賣法實施后，有關拍賣活動包括執行中的拍賣活動自然應該由拍賣法來調整。

筆者認為，上述理由并不足以成為否定法院直接實施拍賣的根據。第一，拍賣企業與法院兩相比較，前者是純粹的盈利機構，如果說容易受利益驅動的影響，拍賣企業應該比法院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法院的中立性和非盈利性所決定，由其主持拍賣，應該更能夠超然于當事人雙方的利益之外，更有利于防止受到利益驅動的影響。實際上，《執行規定》之所以強調拍賣須委托拍賣機構主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前幾年法院在變價過程中隨意性過大的擔心，是出于對法院在執行過程中有可能濫用權力謀求私利的惕怵之情。但將拍賣一律委托拍賣機構主持就能夠有效防止利益驅動嗎?似乎很難這么說，因為在這種機制下，法院執行案件無疑是拍賣企業相當重要的一項業務來源，執行人員與當地的拍賣企業之間難免會形成一種經常性的業務聯系，這種聯系中也完全有可能形成某種相互利用的利益關系。如果說在法院自行拍賣中可能會存在利益驅動的話，委托拍賣同樣會存在利益驅動。《執行規定》實施幾年來的情況應當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我們認為，從立法上看，我國前幾年在法院拍賣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不在于法院自行主持拍賣，而在于法院拍賣缺乏相應的法律規范。所以，問題的解決不應寄托于委托拍賣，而應著眼于如何對法院拍賣的程序進行規范和完善。

第二，如前所述，在金錢債權的執行中，只有經過變價才有可能將查封物變換為金錢，從而使債權得到實現。拍賣作為一種重要的變價方式，是整個執行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拍賣效果的好壞將直接影響到各方當事人的利益，應該是執行人員著力做好的一項重要工作，何以說執行法院不應在拍賣上花費過多的精力呢?拍賣同查封一樣，是執行程序中的一項重要的執行措施，法院拍賣的權力來源于國家所固有的強制執行權，拍賣本質上是一種執行行為，這種執行行為雖然可以民法上的拍賣來評價，但二者在性質上判然有別，自然不能將法院拍賣定位于一般的交易活動甚至商務活動而否定其合理性。而且，拍賣本身就是一種程序性極強的活動，在法院設立拍賣場所由執行人員主持拍賣活動，不但不會有失法院的尊嚴，正可以在社會公眾面前展示法院的公正形象，樹立法院的權威，強化生效法律文書必須執行的觀念和意識。

第三，拍賣固然是一項專業性、技術性很強的活動，由專門的拍賣企業主持拍賣有利于拍賣取得比較好的效果，但這并不意味著每一次拍賣都必須由專業拍賣師來主持。事實上，對于那些一般性的拍賣，執行人員完全可以勝任，如果不區分案件的具體情況而一律實行委托拍賣難免過于絕對化。而且，正如我們在上文所一再指出的，執行中的拍賣與民法上的拍賣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別，民法上的拍賣是一個獨立的交易過程，而執行中的拍賣卻與整個案件的執行密不可分，比較而言，執行程序中的拍賣作為執行程序中的一個階段，可能會涉及到更多、更為復雜的法律關系，在很多情況下由既熟悉案情，又具備專門法律知識的執行人員來實施可能會取得更好的效果。我國臺灣地區正是考慮到不動產的價值通常比較大，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關系也比較復雜，所以對不動產的拍賣禁止委托其他機構主持。此外，從一些國家如日本來看，執行實務中運用比較多的不動產拍賣方式并非公開的竟價拍賣，而是期間投標、期日投標等方式，這種方式無須要求拍賣人員必須具備公開競價中的某些技術性、經驗性極強的技能，在這種情況下，對執行人員不能勝任拍賣活動的擔心也將成為多余。

第四，我國雖然有專門的拍賣法，但拍賣法明確規定其適用范圍僅限于拍賣企業所進行的拍賣活動，法院拍賣既然不同于拍賣企業所實施的拍賣，自然也無適用拍賣法的余地。當然，在我國目前強制拍賣的程序規則欠缺的情況下，強制拍賣在一定程度上參考、借鑒拍賣法的程序規則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參考并不等于要受其制約，更不能得出必須一律委托拍賣機構實施拍賣的結論。

綜上，本文不主張將執行程序中的拍賣一律委托給拍賣機構實施。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本文認為比較可行的做法應該是，原則上保留執行法院直接實施拍賣的權力，同時規定執行法院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決定是否委托拍賣。因為拍賣直接涉及到雙方當事人的利益，所以，當事人雙方應有權選擇由執行法院或拍賣企業實施拍賣，當事人的申請有理的，執行法院應予準許。

我們主張拍賣原則上應由執行法院實施，除了上面提及的理由外，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出于費用方面的考慮。無庸諱言，最理想的拍賣方式應該是那種既能使債權人的債權得到最大程度滿足，同時又能使債務人的利益受到最小的損害的拍賣。法院自行拍賣與委托拍賣相比，前者不存在傭金問題，而在后者，拍賣企業必然要收取相當比例的傭金，這對于那些本來就難以從拍賣價金中得到清償因債權人來說無疑增加了債權實現的難度，對債務人而言無疑也增加了額外的負擔。從某種意義上說，委托拍賣實際上是將“一種作為司法權限存在的拍賣變成了營利性機構的商業機會”。就此而言，委托拍賣反而不利于債權人債權的實現，也不利于維護債務人的利益。這也說明，執行程序中一概委托拍賣的做法并非最佳選擇。當然，由法院直接實施拍賣也會出現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待于強制執行法對強制拍賣的程序作出完善的規定，更有待于執行人員整體素質的全面提升。

以上知識就是小編對“強制執行實施拍賣有哪些主體”問題進行的解答，強制執行實施拍賣的主體一般是法院，而法院可以委托具有拍賣資格的機構實施強制執行拍賣的行為。讀者如果需要法律方面的幫助，歡迎到律霸網進行法律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