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認定要素完全可以用于對普通詐騙犯罪的審查判斷，具體應當審查以下幾個因素：

一、審查行為人借款的用途是否具有非法性：行為人對于借款用途的非法性是判斷行為人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目的的重要依據。對于正常的民事借款，行為人一般會將款項用于正當用途，并且會在借款時主動說明，以達到使借款人相信而且愿意借款。而詐騙犯罪的行為人主要將借款用于非法目的，如販毒、非法經營、賭博以及投機行為等，審判實踐中莫不如是。因此，《解釋》、《紀要》均分別確定了各自的兩種情形，即“揮霍集資款”、“使用集資款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致使集資款無法返還的、“肆意揮霍騙取資金”、“使用騙取的資金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對于以借款方式實施的普通詐騙犯罪，也完全可以采取上述類似的審查判斷方法。當然，也有少部分行為人在用于非法目的后按時歸還的，但審判實踐中多見之于獲取了非法利益或暴利，具有偶然因素，但只要事后歸還，當然就不能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從司法實踐中看，任何詐騙犯罪案件均是以最終沒有歸還相關款項而案發。這里所說的借款用途，應當是借款的主要用途，即款項的全部或大部分流向。而不包括行為人有可能將少量借款用于非法用途等。

二、審查行為人在借款時是否實施了詐騙手段。手段的非法性是確定行為人主觀目的的重要依據。在審理的所有詐騙罪案件中，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在客觀上均無一例外的表現為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詐騙行為手段，而采用貌視合法的借款方法騙取他人財物只是近年來行為人實施的詐騙手段之一，也是為了便于今后逃避刑事打擊的手段之一，司法實踐中采取這類單純的借款方式騙取他人財物的案件較為少見，大部分案件的行為人都是采取把借款方式與其他的詐騙行為共同實施的方法，從而達到騙取他人財物的目的，此時的借款行為只能是為詐騙行為打掩護，或者說是整個詐騙行為的一部分。如被告人鄒*華、鄒小均詐騙罪一案，該二人先將仿制的銅羊、銅牛等工藝品存放于被害人家中，并謊稱這是很值錢的“古董”，使被害人信以為真，隨后便以差錢買一張更值錢的“古畫”為名找被害人借款8萬元，同時許諾在十天之內還款10萬元，并以身份證、存放的“古董”以及許諾將買來的“古畫”交給被害人作抵押，為進一步騙得被害人的信任，又邀請被害人一同前往買“古畫”，被害人將8萬元借給了二被告人，二被告人出具了借條，然后與被害人來到預先約定的地點從同伙手中購得“古畫”一幅交給被害人保管，隨后二被告人以外出籌錢為名逃離，未再與被害人聯系，并將8萬元揮霍。本案中，被告人出具借條的行為顯然只是為進一步騙取被害人錢財而實施的詐騙手段之一，該“借款”行為實質上是以借款為名的詐騙行為，并在此期間還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其他詐騙行為，如把仿制的工藝品謊稱為很值錢的古董、與同伙演“雙簧”戲購買“古畫”等，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騙取被害人的錢財。如果認為被告人有身份證、有出具的借條而將本案作為民事借款糾紛處理，顯然不能使被告人的詐騙犯罪行為受到應有的懲罰。需要說明的是，以借款方式形成的詐騙罪中的詐騙行為與民間借款糾紛中的借款未還行為，都包含有一定的欺騙成分，但詐騙罪的欺詐行為對于行為人的借款不還的非法占有目的起著決定性的、根本性的作用：正因為有事前的詐騙行為，行為人才認為有“充足”的理由認為不予歸還，也正因為有不予歸還的非法占有目的，才會采取各種詐騙手段，這種非法占有目的和詐騙手段之間是互為因果的。而一般的民事借款糾紛中的借款未還，因不具有非法占有借款的主觀目的，行為人是要通過正常的借款行為來實現自己正當利益，行為人在借款前后雖然采取了一定的欺騙手段，如夸大自己的誠信度、歸還能力等，但這種欺騙行為對借款的最終歸還不具有實質的影響，或者說這種欺騙行為與事后發生的不能歸還的結果之間不具有詐騙罪的手段和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屬于借款后的誠信瑕癡行為。

三、審查行為人有無還款能力。如果行為人明知自己沒有還款能力，也沒有任何財產和正當的職業，卻以欺騙手段大量找人借款，即使借款時均出具有借條，我們仍可以判斷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主觀目的，因為行為人不具有還款能力，該借條已無法兌現，被害人因借款而造成的損失只能自行承擔，所以行為人的風險轉嫁意識是非常明顯的。這里所說的還款能力包括借款前和借款后，一般而言，判斷有無還款能力，我們不能只簡單的審查行為人在借款時的實際條件如何。如果行為人在借款前不具有還款能力，但在借款后將款項用于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和進行正當的投資，有固定、可靠的收入來源，那么其具有還款能力是顯而易見的。有的行為人在借款前具有還款能力，但在借款后因客觀原因導致還款能力喪失的，因其主觀上不具有不歸還的非法占有目的，不能以詐騙罪定罪處罰。但如果行為人在因客觀原因導致借款無法歸還之后不是采取積極的補救措施以實現盡早歸還借款，而是趁機逃離，對債權人避而不見，表現出不愿承擔責任的消極態度，行為人的這種“趁機賴賬”的態度完全可以推定其主觀上已經產生了非法占有目的。這里順便提及詐騙犯罪中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的產生時間問題。就多數詐騙犯罪而言，其非法占有目的產生于非法控制他人財物之前，但有些詐騙犯罪案件，行為人是在合法控制他人財物之后才產生的非法占有目的，然后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欺騙方法，使被害人基于錯誤的認識而“自愿”放棄對財物的收回，因此，無論何種性質的詐騙犯罪，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既可以產生于控制他人財物之前，也可以產生于控制他人財物之后。

四、審查行為人不能歸還借款的原因。無論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為目的的詐騙犯罪還是民間借款糾紛，其最終結果都是因為行為人沒有歸還借款而成立。但一般的民事借款糾紛，由于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借款不能歸還的結果只能是由客觀原因所致，如不可抗力、經營虧損等，而詐騙犯罪中的不能歸還借款，是由行為人的詐騙他人財物的主觀原因所致，即行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與不能歸還結果具有因果關系，這種因非法占有的目的導致不能歸還的結果有兩種情形，一是能夠返還而拒不返還，如攜款逃離、對出借人避而不見，如前面提到的鄒*華、鄒小均詐騙案;或藏匿財產，轉移資金等。行為人的這些拒不返還借款的表現，完全可以認定其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二是因為行為人將借款用于揮霍浪費、違法犯罪活動如賭博、非法經營、販賣毒品等，由于行為人對于款項的揮霍浪費或用于違法犯罪活動后可能導致款項的無法歸還這一結果是明知的，二者之間有因果關系，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五、審查行為人有無還款的實際行為。既然有“借款”行為當然就應當有“還款”行為，這里的還款行為包括如數歸還借款的現實行為，也包括在借款用完之后為還款而采取的各種措施和努力。如果只“借”不“還”，就不成其為民法意義上的借貸關系。對于一般的民事借款，借款人因為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借款的目的，即使因為客觀原因導致不能返還，也會積極、主動的采取各種補救措施，以達到歸還借款的目的;而以借款方法實施詐騙犯罪的行為人在借款之后是為了非法占有借款，即使有還款能力，也不會有還款行為，更不會為還款而采取各種方法和措施，其先前的借款行為就應當認定為是一種詐騙手段。現實生活中有的行為人可能會在債權人的追償下以少量的還款行為以使債權人相信其有還款誠意，然后欺騙債權人放棄追償。這種少量的還款行為并非真誠的歸還借款行為，而是繼續實施的詐騙伎倆。因此，我們不能簡單的認為只要行為人有還款能力而沒有歸還借款就屬于民事借款糾紛。

六、審查行為人在不能歸還借款后的態度。行為人對于借款后的還款態度，可以作為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重要依據。在因為自己的原因或因為客觀原因導致不能歸還借款時，不是積極采取有效的措施彌補和減少債權人的損失，而是表現出消極的、不負責任的態度，或者借機逃匿，或者雖然沒有逃匿，但始終擺出“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無賴相，行為人的此種賴賬的態度，完全可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總之，詐騙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為人的主觀心理活動，這種主觀上的心理活動除了行為人的口供以外，不可能有其他證據來證實，但行為人的口供容易反復、穩定性差，只能通過與主觀心理活動相聯系的外在行為并綜合社會的普遍價值觀來加以推斷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本文系筆者從事審判業務的一點經驗總結，不當之處還望各位同仁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