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可以向法院起訴或者請求工商行政部門處理的當事人不同。

根據我國《商標法》第五十三條的規定：“有本法第五十二條所列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行為之一，引起糾紛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愿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商標注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也可以請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處理。”可見，普通商標遇到侵權行為，商標注冊人可以向法院起訴或者向工商行政部門投訴要求處理，利害關系人也可以向法院起訴或者向工商行政部門投訴要求處理。

這里需要解釋一下“利害關系人”的范圍。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規定：“商標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的利害關系人，包括注冊商標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注冊商標財產權利的合法繼承人等。在發生注冊商標專用權被侵害時，獨占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排他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可以和商標注冊人共同起訴，也可以在商標注冊人不起訴的情況下，自行提起訴訟;普通使用許可合同的被許可人經商標注冊人明確授權，可以提起訴訟。”可見，《商標法》中規定的可以提出訴訟的利害關系人指的是商標的獨占許可人、商標的排他許可人、商標的普通許可人和商標權的合法繼承人，不同的人在行使訴權的時候有不同的要求和限制。

但是，在證明商標案件中，一般提起訴訟的均是商標注冊人，并無利害關系人的參加。比如：在“舟山帶魚”案件中，提起訴訟的是“舟山帶魚”商標的注冊人浙江省舟山市水產流通與加工行業協會;“日照綠茶”案件中，提起訴訟的是“日照綠茶”的商標注冊人山東日照市東港區茶葉技術協會。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首先，證明商標的注冊人是單位或者組織，而不是自然人，一般也不存在繼承的問題，一般不會出現繼承人。第二，根據《商標法》和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證明商標必須授權給達到證明商標要求的商品質量、商品來源地等條件、標準的經營者，證明商標的商標權人不能夠與他人簽訂商標獨占使用許可合同和排他使用許可合同，所以也就不存在商標獨占許可人或者排他許可人成為利害關系人的問題。第三，商標普通使用許可人需要得到明確的授權才能提起訴訟，但是證明商標授予他人的條件是一致的，不應該存在區別對待的問題，實踐中合同文本也基本相同，所以一般不會有哪個普通商標使用許可人得到過這種“特殊”的權利。如果有的話，可能會因屬于區別對待而違法。所以，實踐中證明商標被侵權的糾紛都是由證明商標的注冊人提起的，并無利害關系人的參加，因為一般不存在法律上規定的、符合法定條件的利害關系人。

二、證明商標的侵權標準“內外有別”。

這里主要說的是地理標志證明商標。一般商標侵權案件中，并不存在因為商品或者經營者的地域、位置的不同而出現侵權標準的判斷有差異的問題。但是，在地理標志證明商標中，可能會存在這一問題。地理標志即是指標示某商品來源于某地區，該商品的特定質量、信譽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該地區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決定的標志。一般的商標注冊中，縣級以上行政區劃的名字不能被注冊為商標。比如，唐山不能被注冊為商標，因為唐山市地級市。但是，地理標志證明商標并不存在這一問題，縣級以上城市還是可以被注冊為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比如：雖然“金華”是地級市，但是并不影響“金華市金華火腿”成為地理標志證明商標。如果并非產自金華的火腿，在包裝上寫上“金華市金華火腿”的字樣，自然屬于侵權。但是，如果金華市的企業生產的火腿，在其產品外包裝上注明“本火腿產自金華市”是否構成侵權呢?這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內外有別的問題。

商標標識是有符-號組成的，這些符-號往往有其本身的含義。比如，文字商標由文字組成，而這些文字并非生來就是商標。在“長城”商標中，“長城”是個名詞，是一個地名，這個詞的第一性含義指的是我國的**長城，第二性含義指的才是**牌汽車、葡萄酒等商品;再如“中南海”商標，“中南海”也是一個名詞，也是一個地名，該詞的第一性含義為故宮內的中南海(目前為我國黨中央和國務院的辦公地)，第二性含義才是中南海香煙等商品。中國的字、詞本身都有它自己的含義，這個含義產生自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并在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著。某個詞即使被注冊成為了商標，也只是代表著在商標意義上使用的壟斷，但不代表這不能繼續使用其本身的含義。本文將其稱為符-號(包括文字)的第一性含義和第二性含義。這個符-號被當做商標使用之后，其第一性含義還是本身所具有的含義，一般只是客觀描述;第二性含義才是商標意義上的含義，具有指示商品來源的作用。

在企業注冊商標的時候，我們經常建議企業創造、選擇一些臆造詞作為商標標志進行注冊。因為這些臆造詞本身并沒有含義(單個字的含義，以及之后可能產生的含義暫且不論)，只有第二性意義上的含義，更有利于判斷商標侵權，有利于商標得到更好的保護。但是，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構成比較特殊，一般是由“地名”加上“商品名稱”構成。無論是地名還是商品名稱，本來就是已經存在的詞語，有其自身的含義。這樣的詞語，在發生經營者間商業標志近似的時候，不能想當然的認為構成了商標侵權，而是要分析另外一方是在第一性含義上使用這些文字，還是在第二性含義上使用這些問題。

還拿“金華市金華火腿”這個證明商標舉例。如果有一家外地的經營者，在自己生產的火腿包裝上注明：“產自金華市的火腿”。雖然與“金華市金華火腿”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大部分文字還是一樣的，非常可能構成侵權，這個判斷標準不高(如果略微存在標注不當的問題，更可能構成侵犯商標權)。但是，一家位于金華市的經營者，雖然沒有獲得使用這一證明商標的權利，但是其在自己生產的火腿包裝上注明：“產自金華市的火腿”。你能說這種描述侵犯了“金華市金華火腿”的商標權嗎?“金華市“是一座城市的名字，“火腿”是一個商品的名字，這個身在金華市的制造火腿的經營者在產品包裝上寫明自己的火腿產自金華市，這到底是商標侵權還是一種客觀描述?到底是在文字的第一性含義上進行的使用，還是在文字的第二性含義上進行的使用?這個確實可能會發生爭議。本文認為，如果這句話并沒有對“金華市”、“火腿”進行特別的標注，同時經營者可以提供證據證明的確是在金華市生產的火腿，應該屬于對文字進行的描述性使用，而非商標性使用，是屬于對文字第一性含義上的使用而非第二性含義上的使用，構不成侵犯商標權。

所以，在具體的辦案過程中，地理標志證明商標的商標權人如果認為本地的經營者侵犯了自己的商標權，需要準備更多的、更詳實的證據來證明對方不是在文字的第一性含義上使用涉嫌侵犯商標權的文字，而是在第二性的含義上來使用這些問題。比如：包裝的多個位置重復性使用，文字技巧性排列以重點顯示與證明商標文字相同的部分，被告的工作人員在銷售過程中故意與證明商標產生混淆，被告在廣告中誤導消費者并使消費者與證明商標產生混淆，有其他更好地、更合理的標注方式等等，而不能僅僅簡單的進行商業標志上的對比。

以上講到了兩點證明商標與普通商標在案件辦理過程中存在的差異之處，除了這些差異之處，在維權過程中證明商標與普通商標存在更多的是相同之處。所以，證明商標在維權過程中應該謹守《商標法》的規定，合法、合理、有效的維護自己的權益，維護證明商標的信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