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制度變遷中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

一、制度變遷——股東權保護的歷史軌跡

一般認為股份公司源于1600年的**東印度公司。早期股份公司之設立必須經國王特許，并被授予一定的行政權，而非純商業公司，相應地早期股東保護也十分脆弱和不規范，股東無權選舉經營者，甚至沒有股東大會，亦沒有確定股東有限責任。18世紀到19世紀，各國公司法對股東權的保護從弱到強，從欠缺到完善逐漸地發展起來。股東權在法律上獲得平等保護，股東有限責任得到確立，股份公司機關、制度的基本框架得以建立，資本和股份制度得到確立。

19世紀是公司機關分化的初期，同時也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蓬勃發展的時期，民主觀念深入人心，人們套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概念去理解股份公司中的股東民主，并把股份公司的章程與國家的憲法進行類比。在這種思潮和歷史背景下，股東的權利得到加強，股東大會權力被強化。股東大會在公司諸機關中處于最高地位，凡與股份公司可經營有關的事務無其不能行使。而董事會則不過是股東大會決議的執行者而已，股東大會可隨時就股份公司可經營的任何事項向董事會發號施令，董事會完全淪為股東大會消極的機械的附庸，此為股東大會中心主義時期。股東大會中心主義時期股東大會直接指揮股份公司經營，又比較注重股東民主，再加上股權分散程度不高，因而股東的積極性很高，股東通過參加股東大會表達自己的意見，行使管理股份公司的權利和決定股東的分紅。為避免大股東的排擠，這一時期有的國家還對大股東表決權施加了嚴格限制，如1882年意大利《商法典》規定，投股100股限度以內每5股有一個表決權，超過限度的每20股有一個表決權。在這種情況下，股東民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股東大會作為萬能之機關，對股東權起到全面有效的保護作用，此時期，股東權的保護并不是一個很突出、很迫切的問題。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股份市場的發達，大規模的股份公司日益崛起，公司參與市場經濟流轉不斷加快，經營范圍空前拓寬，經營活動亦趨于高度復雜化和專業化，如果仍然由定期舉行的股東大會決定一切經營活動將不利于股份公司經營的效率，從而可能錯過很多商業機會，另一方面經營活動的復雜化和專業化也更使得作為一般投資者在很多情況下缺乏作出決策的能力。此時如果還任由股東大會直接干涉董事會的經營決策活動，將不利于股東公司的發展。于是股份公司可經營權力的重心逐漸轉向董事會，并最終實現了由股東會中心主義向董事會中心主義的變遷。在立法上，先是1937年的德國《股份有限公司法》率先改革股份公司的權力機關，規定股東大會只是對在法律和章程中所規定的特定事項有權決定，股東大會未經董事會請示，不得直接下達任何指示。之后，歐洲大陸各國紛紛效仿，英美等國也作了類似調整。在董事會握有大部分經營決策權的董事會中心主義時期，眾多股東第一次感到無助，他們手中除了任免董事，決定分配盈余和其他一些很少有機會行使的權力如變更章程，公司購并、增資、減資等外，對股份公司經營活動無權染指。股東除了查閱報表等權利外，其他權利只能依賴于股東大會才能行使，此時的股東大會再也不是過去的“萬能機關”了。董事會的董事們自己付給自己高薪，選擇有利于保證自己經營成功而非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經營方案，使股東尤其是中小股東的利益處在不斷被侵害的危險中。所以，在削弱股東大會權力的同時或稍后，各國公司法紛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平衡董事會的權力，如美國允許股東之間互相自由串聯、互通消息，以便降低拉選票的成本，實現股票所有權最終控制公司的目的，日本《商法》修改后導入股東提案權，董事與監事的說明義務。

綜上所述，我們得知，出于對經營效率目標的追求，公司權力結構實現了從“股東會中心主義”到“董事會中心主義”的變遷，股東會在現代公司權力結構中變成了制衡機關，這一趨勢是合乎經濟發展要求的，是必要的，是不可逆轉的，我們必須正視它，尊重它，而不能為了保護股東權而偏激地變我國公司法“董事會中心主義”為“股東會中心主義”。同樣我們也不能因采用董事會中心主義立法主義而漠視甚至放棄對中小股東權利的保護。正確的態度是，在堅定地堅持“董事會中心主義”這一理念的框架內，認真地解決股東會與董事會關系異化的問題，完善股東權特別是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

二、重塑與變革觀念環境——中小股東權益保護的法律意識路徑

法律觀念與法律意識基本等同，是社會意識的一種特殊形式，是人們關于法律現象的思想、觀點、知識和心理的總稱。法律觀念是影響人們外在顯性行為的內在潛因素，它較之于一些物質因素，對人們行為的影響更為深刻持久，難以捕捉。首先，法律意識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條件，它影響法的原則與各項具體制度的設置。其次，在執法與守法中，它影響人們對既有法律條文的解釋與評價，執法者與守法者是根據依法律觀念對法條所作出的解釋來執法或守法的。正確適宜的法律觀念有助于公平正義價值的實現及法律秩序的穩定，反之亦然。正因為法律觀念有著如此重要作用，所以要實現對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必須通過變革法律教育、司法影響來重塑一個良好的觀念環境。即保護弱者的“傾斜立法”觀念和股權實質平等觀念，誠信觀念及正確地認識公司的社會責任，而我國的法律觀念環境在這些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