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跨越國境的民商事活動日漸頻繁，相應的侵權糾紛呈增長態勢，客觀上需要各國加強司法協作，相互尊重各自的法律和司法判決，從而使禮讓原則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適用與外國法院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方面發揮作用的空間有所擴大。

禮讓原則是以國際禮讓說為理論基礎的、以在何種條件下適用外國民商事法律或者承認、執行外國法院的民商事判決為內容的國際私法原則。國際禮讓說是以國際禮讓——主權國家相互之間的尊重——作為適用外國法依據的國際私法學說，根據國際禮讓說，在不損害國家主權和本國公民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本國法院可適用外國民事法律或執行外國法院已生效的民事判決。

然而，過分強調知識產權的地域性有可能產生不公平、不公正的結果，同時也不利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協調。為此，有學者主張，國家對于他國知識產權應通過法律給予尊重和承認，根據國家主權原則給予相應的國際禮讓，通過這種互惠的方式使得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得以發展。本文原則上贊成這種觀點，具體到涉外商標糾紛而言，本文認為，不應簡單地根據商標權的地域性而排斥外國法律的適用或者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最近，本文作者獲悉了一起涉外商標侵權糾紛，此案所反映的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有助于人們深入思考這個問題。

二、案情簡介

H國A公司擁有一件在該國頗具知名度的注冊商標，該商標核定使用的商品為服裝，具體使用該商標的商品為該國的民俗服裝;H國B公司曾因在該國的民俗服裝上使用與該商標實質相同的商標，而被H國法院的生效判決認定其假冒了A公司的注冊商標，并因此而承擔了停止侵權、賠償損失并銷毀侵權商品的民事責任。需要說明的是，在本案中，由于商標圖案直接構成了服裝圖案中的顯著部分，而不是以通常貼標的方式貼上去的，亦即商標與商品不可分離，故該國法院判決B公司銷毀侵權商品，而不只是銷毀侵權標識。

B公司被認定侵權后，發現A公司的商標未在中國注冊，便將涉案商標作為本公司的商標向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申請商標注冊，申請核定使用的商品包括《類似商品與服務區分表》第二十五類中的服裝等商品。

A公司發現侵權商品后，立即采取了維權措施，以H國的銷售商為被告，通過訴訟連續贏得了數起官司，此外，該公司還通過該國海關查獲了數批假冒商品。

經多番調查，A公司獲悉涉案假冒商品來源于中國C公司。為了從源頭上遏制假冒行為，A公司曾考慮到中國大陸直接起訴C公司，但是，A公司聘請的中方法律顧問團隊經調查后發現：C公司使用涉案商標的行為獲得了B公司的授權，且B公司對涉案商標在中國大陸依法享有注冊商標專用權，而A公司在中國對涉案商標不享有任何權利，以致在中國告C公司勝訴的希望幾乎為零。當A公司獲知這些情況后，其放棄了在中國大陸直接起訴C公司的念頭。

A公司聘請的中方法律顧問團隊還設想過在H國從長遠的觀點看，在處理涉外商標侵權糾紛時，人民法院對其他國家的法律給予必要的尊重和承認，有條件地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有助于更好地協調商標的國際私法保護，這對于我國大陸商標權人的合法權益乃至我國大陸的市場秩序也是有利的。”內以銷售涉案假冒服裝的銷售商以及C公司、B公司為共同被告起訴，待該國法院判決生效后，再請求中國法院協助執行的維權方案，但考慮到H國與中國之間不存在相互承認和執行民事判決的協議，遂放棄了該方案。此外，該公司聘請的中方法律顧問團隊還就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問題咨詢了多名法律人士，多數法律人士認為，A公司在中國大陸無“權”可維。最終，A公司、B公司和C公司在A公司聘請的中方法律顧問團隊的斡旋下，通過協商，在A公司違背初衷、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之后，解決了它們之間的商標糾紛。

三、本案引發的法律思考

在本案中，B公司的行為損害了A公司的權益，破壞了H國內的市場競爭秩序，其行為明顯是不正當的，而C公司的行為實質上也是不正當的。誠然，C公司使用涉案商標的行為取得了B公司的授權，而B公司在中國大陸“合法”地享有涉案商標的專用權，但是，C公司在商品的包裝上以H國文字標記A公司的名稱，并且還使用了與A公司慣常使用的防偽標記在外觀上差不多的“防偽”標記，此外，C公司還明知其生產的使用涉案商標的H國民俗服裝全部銷往H國，綜合以上幾個方面，可知，C公司明顯具有損害A公司的法人人格權以及該公司在H國內享有的商標權益并誤導H國的消費者的侵權故意。而H國內的一些不知情的消費者批評A公司產品質量下降的事實也表明，C公司的不當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是很嚴重的。然而，包括A公司聘請的中方法律顧問團隊在內的、為數眾多法律人士卻認為A公司的維權行動在中國大陸是徒勞的，這就不得不促使人們思考一個問題：究竟是人們對我國現行的商標法和相關法的理解有偏差，還是B公司和C公司的不當行為原本就是為我國現行法律所鼓勵的行為，抑或說B公司和C公司的不當行為是不為我國現行法律所禁止的行為?

總之，B公司和C公司的行為都是不正當的。那么，究竟怎樣看待商標權的地域性呢?商標權當然有地域性，但是，司法機關強調商標權的地域性的實質在于國內市場秩序的維護。具體到本案而言，B公司和C公司的行為與中國大陸的市場沒有任何關系，而與H國的市場倒是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此，在A公司與B公司、C公司的侵權糾紛中——假定A公司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糾紛，如果我國司法機關根據商標權的地域性維護B公司和C公司的利益，其結果無疑是“損人不利己”的。所謂“損人”，是指損害A公司和H國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所謂“不利己”，是指并未真正維護中國的市場秩序。

四、禮讓原則適用于本案的可行性分析

由于A公司未嘗試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該公司與B公司、C公司之間的假冒商標侵權糾紛——事實上還包括侵犯A公司法人人格權的糾紛，致使該公司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本文認為，如果A公司在H國內以該國的銷售商、B公司和C公司為共同被告提起訴訟，待判決生效后，再來中國大陸申請人民法院協助執行，人民法院理應根據禮讓原則執行H國法院的判決，而不宜以商標權的地域性或者我國與H國尚未簽訂相互承認和執行民事判決的協議為由拒絕執行H國法院的判決。這是因為本案的案件事實完全符合禮讓原則的適用條件。從近年來一些國家根據禮讓原則適用外國法律或者執行外國法院生效判決的司法實踐看，禮讓原則的適用條件主要包括兩方面：(1)從實體上或者程序上更加公平地或者有效率地解決涉外民商事糾紛;(2)不會因適用外國法律或執行外國法院的生效判決而對本國的國家利益或者公共秩序造成損害。其實，我國大陸的商標權人尤其是知名品牌所有人也同樣面臨在國外維權的問題，也需要外國法院尊重和承認中國大陸的法律或者執行人民法院的判決。從長遠的觀點看，在處理涉外商標侵權糾紛時，人民法院對其他國家的法律給予必要的尊重和承認，有條件地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有助于更好地協調商標的國際私法保護，這對于我國大陸商標權人的合法權益乃至我國大陸的市場秩序也是有利的。

一、問題的由來

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化，跨越國境的民商事活動日漸頻繁，相應的侵權糾紛呈增長態勢，客觀上需要各國加強司法協作，相互尊重各自的法律和司法判決，從而使禮讓原則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適用與外國法院判決的承認與執行方面發揮作用的空間有所擴大。

禮讓原則是以國際禮讓說為理論基礎的、以在何種條件下適用外國民商事法律或者承認、執行外國法院的民商事判決為內容的國際私法原則。國際禮讓說是以國際禮讓——主權國家相互之間的尊重——作為適用外國法依據的國際私法學說，根據國際禮讓說，在不損害國家主權和本國公民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本國法院可適用外國民事法律或執行外國法院已生效的民事判決。

然而，過分強調知識產權的地域性有可能產生不公平、不公正的結果，同時也不利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協調。為此，有學者主張，國家對于他國知識產權應通過法律給予尊重和承認，根據國家主權原則給予相應的國際禮讓，通過這種互惠的方式使得知識產權的國際保護得以發展。本文原則上贊成這種觀點，具體到涉外商標糾紛而言，本文認為，不應簡單地根據商標權的地域性而排斥外國法律的適用或者拒絕承認和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最近，本文作者獲悉了一起涉外商標侵權糾紛，此案所反映的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有助于人們深入思考這個問題。

二、案情簡介

H國A公司擁有一件在該國頗具知名度的注冊商標，該商標核定使用的商品為服裝，具體使用該商標的商品為該國的民俗服裝;H國B公司曾因在該國的民俗服裝上使用與該商標實質相同的商標，而被H國法院的生效判決認定其假冒了A公司的注冊商標，并因此而承擔了停止侵權、賠償損失并銷毀侵權商品的民事責任。需要說明的是，在本案中，由于商標圖案直接構成了服裝圖案中的顯著部分，而不是以通常貼標的方式貼上去的，亦即商標與商品不可分離，故該國法院判決B公司銷毀侵權商品，而不只是銷毀侵權標識。

B公司被認定侵權后，發現A公司的商標未在中國注冊，便將涉案商標作為本公司的商標向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局申請商標注冊，申請核定使用的商品包括《類似商品與服務區分表》第二十五類中的服裝等商品。

A公司發現侵權商品后，立即采取了維權措施，以H國的銷售商為被告，通過訴訟連續贏得了數起官司，此外，該公司還通過該國海關查獲了數批假冒商品。

經多番調查，A公司獲悉涉案假冒商品來源于中國C公司。為了從源頭上遏制假冒行為，A公司曾考慮到中國大陸直接起訴C公司，但是，A公司聘請的中方法律顧問團隊經調查后發現：C公司使用涉案商標的行為獲得了B公司的授權，且B公司對涉案商標在中國大陸依法享有注冊商標專用權，而A公司在中國對涉案商標不享有任何權利，以致在中國告C公司勝訴的希望幾乎為零。當A公司獲知這些情況后，其放棄了在中國大陸直接起訴C公司的念頭。

A公司聘請的中方法律顧問團隊還設想過在H國從長遠的觀點看，在處理涉外商標侵權糾紛時，人民法院對其他國家的法律給予必要的尊重和承認，有條件地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有助于更好地協調商標的國際私法保護，這對于我國大陸商標權人的合法權益乃至我國大陸的市場秩序也是有利的。”內以銷售涉案假冒服裝的銷售商以及C公司、B公司為共同被告起訴，待該國法院判決生效后，再請求中國法院協助執行的維權方案，但考慮到H國與中國之間不存在相互承認和執行民事判決的協議，遂放棄了該方案。此外，該公司聘請的中方法律顧問團隊還就本案所涉及的法律問題咨詢了多名法律人士，多數法律人士認為，A公司在中國大陸無“權”可維。最終，A公司、B公司和C公司在A公司聘請的中方法律顧問團隊的斡旋下，通過協商，在A公司違背初衷、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之后，解決了它們之間的商標糾紛。

三、本案引發的法律思考

在本案中，B公司的行為損害了A公司的權益，破壞了H國內的市場競爭秩序，其行為明顯是不正當的，而C公司的行為實質上也是不正當的。誠然，C公司使用涉案商標的行為取得了B公司的授權，而B公司在中國大陸“合法”地享有涉案商標的專用權，但是，C公司在商品的包裝上以H國文字標記A公司的名稱，并且還使用了與A公司慣常使用的防偽標記在外觀上差不多的“防偽”標記，此外，C公司還明知其生產的使用涉案商標的H國民俗服裝全部銷往H國，綜合以上幾個方面，可知，C公司明顯具有損害A公司的法人人格權以及該公司在H國內享有的商標權益并誤導H國的消費者的侵權故意。而H國內的一些不知情的消費者批評A公司產品質量下降的事實也表明，C公司的不當行為所造成的損害結果是很嚴重的。然而，包括A公司聘請的中方法律顧問團隊在內的、為數眾多法律人士卻認為A公司的維權行動在中國大陸是徒勞的，這就不得不促使人們思考一個問題：究竟是人們對我國現行的商標法和相關法的理解有偏差，還是B公司和C公司的不當行為原本就是為我國現行法律所鼓勵的行為，抑或說B公司和C公司的不當行為是不為我國現行法律所禁止的行為?

總之，B公司和C公司的行為都是不正當的。那么，究竟怎樣看待商標權的地域性呢?商標權當然有地域性，但是，司法機關強調商標權的地域性的實質在于國內市場秩序的維護。具體到本案而言，B公司和C公司的行為與中國大陸的市場沒有任何關系，而與H國的市場倒是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因此，在A公司與B公司、C公司的侵權糾紛中——假定A公司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糾紛，如果我國司法機關根據商標權的地域性維護B公司和C公司的利益，其結果無疑是“損人不利己”的。所謂“損人”，是指損害A公司和H國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所謂“不利己”，是指并未真正維護中國的市場秩序。

四、禮讓原則適用于本案的可行性分析

由于A公司未嘗試通過法律途徑解決該公司與B公司、C公司之間的假冒商標侵權糾紛——事實上還包括侵犯A公司法人人格權的糾紛，致使該公司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本文認為，如果A公司在H國內以該國的銷售商、B公司和C公司為共同被告提起訴訟，待判決生效后，再來中國大陸申請人民法院協助執行，人民法院理應根據禮讓原則執行H國法院的判決，而不宜以商標權的地域性或者我國與H國尚未簽訂相互承認和執行民事判決的協議為由拒絕執行H國法院的判決。這是因為本案的案件事實完全符合禮讓原則的適用條件。從近年來一些國家根據禮讓原則適用外國法律或者執行外國法院生效判決的司法實踐看，禮讓原則的適用條件主要包括兩方面：(1)從實體上或者程序上更加公平地或者有效率地解決涉外民商事糾紛;(2)不會因適用外國法律或執行外國法院的生效判決而對本國的國家利益或者公共秩序造成損害。其實，我國大陸的商標權人尤其是知名品牌所有人也同樣面臨在國外維權的問題，也需要外國法院尊重和承認中國大陸的法律或者執行人民法院的判決。從長遠的觀點看，在處理涉外商標侵權糾紛時，人民法院對其他國家的法律給予必要的尊重和承認，有條件地執行外國法院的判決，有助于更好地協調商標的國際私法保護，這對于我國大陸商標權人的合法權益乃至我國大陸的市場秩序也是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