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刑事案件的量刑現狀

目前，由于刑事案件在量刑問題上缺乏統一性和一致性，社會大-眾對此頗有微詞。例如，某區法院對四起謚竊犯罪的判決：案例一：某年6月12日的判決：盜竊財物共計1600元，判處有期徒刑6年;案例二：某年6月16日，盜竊財物共計1600元，判處有期徒刑6個月;案例三：盜竊財物共計9800元(多次)，有期徒刑2年，罰金3000元;案例四：盜竊財物計980元(一次)，判處有期徒刑2年，罰金2300元。①

類似上述這樣的判決在現實中比比皆是。人們不僅要問：量刑的標準到底是什么?這是在同一個基層法院內的判決結果。若從全國范圍的法院判決來看，情節相近，罪名相同的犯罪，其最終所判處的刑罰差別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這里且不說判決結果在個案中所具有的公正性，也不論作出判決的標準是否科學，人們一看到這樣的判決結果自然而然就會對司法的公正性打上一個問號。為了提高大-眾對司法的信任度，讓正義在每個人心目中扎根，法院所作的判決不僅要實現正義，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加以實現。因此，如何從程序上保證量刑的公正和公開，是司法改革中急需解決的問題。而賦予檢察機關以量刑建議權就可以從制度上遏制量刑的黑箱操作，促進量刑的公開化，提高量刑的透明度。

(二)目前做法的原因及存在的缺陷

目前，檢察機關的通常做法是在起訴書中只敘述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犯罪性質、犯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以及所觸犯的刑法條款等，而對犯罪行為的具體量刑問題并不涉及。即便檢察機關所指控的罪名成立、定性準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公訴人在公訴詞中一般也只是強調被告人的行為已構成犯罪，觸犯了刑法第幾條第幾款，籠統地要求法庭依法嚴懲罪犯，而不直接就量刑提出具體的建議。如果該罪犯具有從重、從輕或者減輕情節，也不提具體應如何從重、從重到什么程度，如何從輕或減輕，減輕到什么程度。最終對罪犯應判處什么樣的刑種和什么樣的刑度，公訴人都沒有具體的意見，而全憑法官自由裁量。

在刑事訴訟中，公訴機關的傳統做法的種種弊端和缺陷，已被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所關注。存在這一做法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檢察機關的主要任務是指控犯罪，將行為已構成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送上法庭接受法院的裁判。因而，在起訴書中，根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實、犯罪性質及其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危害性，提出其行為已觸犯了刑法哪一條構成何罪就足夠了。這是由檢察機關自身的性質所決定的，盡管法律明確規定公訴機關也要收集犯罪嫌疑人無罪、罪輕的證據，但其重點還是放在收集有罪證據上。而無罪、罪輕或者減輕方面的證據主要由被告方和辯護方收集。因此，在起訴時，公訴人通常沒有全面掌握有關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為的所有證據，故要公訴人提出準確的量刑意見來，也有點勉為其難。

2.量刑權是審判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量刑的最后決定權應當由法官來行使。檢察官(公訴人)提不提具體的量刑意見關系不大，只要提出對該犯罪應適用刑法的哪一條款及刑罰輕重的傾向性意見就可以了，否則會讓人產生染指審判權之嫌。

3.檢察院所掌握的所有證據只有在法庭上經過出示、質證并經法庭認可后才被采納，因此，以未經過質證的證據為依據提出具體的量刑意見未免顯得有點草率，且準確率不高，這會影響檢察官的執法水平，也會有損檢察官的形象。故遠不如來個籠統的傾向性意見更保險。這樣一來，檢察官就掌握了主動性，若法院所判處的刑罰恰當就認可，若出現明顯的畸輕畸重就抗訴，顯得進退自如。

但是，理由歸理由，這種傳統的做法在我國庭審改革后的控辯式訴訟中就顯示出缺陷來了。在控辯式的庭審中，控、辯雙方直接對抗，法官只是居中裁判者，不再像以前一樣主動出示證據，進行庭外調查。在控、辯、審的三角關系中，作為審方的法院具有中立性、超然性的特點。控方負有提出被告人有罪、罪重應追究其刑事責任的舉證責任，而辯方與其針鋒相對提出無罪、罪輕的證據和理由。經過雙方激烈的辯論和對所有的證據進行質證后，法官再作出裁判支持其中一方的觀點。在這種情況下，控方(作為公訴人的檢察官)若不明確地提出量刑的具體意見，法官該支持什么?再說。“公訴權的實質是一種量刑建議權，即請求法院通過審判對被指控人適用刑罰。”而公訴人在提起公訴時恰恰沒有具體的量刑請求，其權利的行使是不是不完整呢?追訴犯罪，其最終的目標是將罪犯繩之以法并處以與其犯罪行為相適應的刑罰，惟如此才能使刑罰落到實處，才能實現刑法所要達到的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的目的，才能使司法的公正、社會的正義有一個具體的載體，才能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燦爛的理想得以真正地實現。因此，在公訴時，作為控方的檢察官在追訴犯罪時既要對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構成何罪發表意見，也要對這一犯罪行為應處阱什么樣的刑罰提高具體的看法，只有這樣才適應司法實踐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