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是我國現行刑法所規定的一項基本原則，其具體涵義，是指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的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罪責刑相適應的觀念的產生，最早可以追溯至原始社會的同態復仇和奴隸社會的等量報復觀念。后來它上升為刑法的基本原則，則是啟蒙思想家和一些功利主義法學家所倡導的結果。如**利亞認為，刑罰要收到預期的效果，就要求刑罰的惡果應當大于罪犯所帶來的好處。換言之，要使刑罰成為公正的刑罰，就不應當超過足以制止人們的嚴厲程度。而功利主義法學家邊沁甚至認為刑罰應當與未然之罪相適應，更加強調了刑罰的一般預防作用。比如他曾這樣說：“作為一個恐懼物的刑罰必須超過作為誘惑物的罪行。”

正是這些先賢們的不斷發展與不斷豐富，罪責刑相適應由一個刑法理念，上升為了現代各國刑法的基本原則之一。但是，反過來想，為什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從提出至發展的過程中，會吸引如此多的功利主義法學家的興趣呢?我們知道，從邊沁到**米爾，功利主義法學派曾在十八十九世紀的法學界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功利主義基于這樣一種原則：人的本性是避苦求樂的，人的行為是受功力支配的，追求功利就是追求幸福;而對于社會或政府來說，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其基本職能。仔細分析這種倫理原則，不難看出它本身就是一種悖論：作為個體的人和作為集體的社會(或國家)，各自在“最大幸福”原則支配下，利益之沖突顯而易見。

按照上述原則，個人在追求其“最大幸福”的過程中很容易并且不可避免地就與同樣追求“最大幸福”的其他個人的利益發生沖突，從而與社會(或國家)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相違背。這樣一來，難道功利主義從一開始就走進死胡同了嗎?答案是相反的。正是這種個人與社會的利益的博弈，以功利主義原則為宗旨的立法開始了。相應的，在刑法領域，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發展起來。以功利主義原則為主導，犯罪與刑罰之間的平衡出現了這樣一種可能：即通過立法，對犯罪分子科以刑罰，并且刑罰的程度應當使國家的基本職能的實現達到最優。(即實現所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通過以上簡單梳理，我們看到了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是如何從功利主義法學原理中逐漸衍生出來。進入20世紀以后，功利主義法學的一些基本原理被西方法學的經濟分析法學等吸收。這似乎給我以某種暗示：能否在經濟學視野下對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作出更為現代更為科學的分析呢?

事實上，有人走在了我們之前，并且碩果累累：他們是布*南、科-斯、貝*爾和諾-斯，他們分別于1986年、1991年、1992年和1993年獲得**爾獎。其中貝*爾已經將經濟理論擴展到犯罪學領域。比如盜竊罪，竊賊在盜竊時肯定會考慮得與失，考慮成本與效益的關系，購買盜竊工具的支出和盜竊被發現后可能判處的刑罰等都屬于盜竊的成本，盜竊所得即為效益，所以盜竊包含著經濟動因。又如殺人，殺人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情殺，二是財殺，三是報復殺人。殺人也包含著經濟動因，殺人者也會考慮其成本與收益的比例關系，效益大于成本才會去干，只是有些估價是錯誤的，例如不少人對案件不被破獲抱著僥幸心理。如果說這些都是作為個人的對于犯罪的成本與收益的考量，那么作為立法者的政府呢?

我們假設政府在防止犯罪上花費的成本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通過雇傭更多警察，加大犯罪被起訴的可能性(P)，讓更多的犯罪能被揭露并且被起訴;另一部分是通過提高刑罰的嚴厲程度(f)，例如加長刑期等(而加長刑期又意味著交易成本的提高)。政府就是要在這兩種成本中選擇一個平衡點，從而使犯罪的數量控制在社會可以承受的范圍內。這個平衡點的選擇就直接關系到對犯罪如何量刑，包括選擇何種刑種，是經濟刑還是自由刑，自由刑的話是偏長還是偏短為宜?

綜上，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從功利主義法學原理中衍生，后來又經一些法經濟學家加以發展。這種**利亞和邊沁的研究進路是值得繼續跟進的。特別是面對我國目前經濟案件頻發，腐敗案數量逐年走高的形勢，如何從經濟學來考量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具體操作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