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1
貪污十萬處一年徒刑
而朱*玉的議案指出,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從1997年的5160元增長至2011年的21810元,農民人均純收入也由2090元增長至6977元,實際分別增長了3.23倍和2.34倍。但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仍按照1997年刑法的“貪污十萬以上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量刑。“這明顯表現出刑罰過度供應。”朱*玉說。
“1997年刑法規定的‘十萬元’基數相當于當時農民年收入的近50倍,相當于城鎮居民年收入的近20倍。從購買力角度考慮,現在的‘十萬元’大致相當于1997年的‘一萬元’。”因此,他建議將刑法中關于個人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修改為個人貪污受賄十萬元以上的,處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他同時建議,根據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和物價指數等因素,每五年對貪污受賄犯罪的量刑標準做相應的調整。
建議2
有期徒刑最高至40年
“根據現行刑法規定,犯單罪的有期徒刑期限,除刑法第五十條、第六十九條規定外,為六個月以上十五年以下。”議案表示,目前單罪的有期徒刑最高刑期設置過低,導致貪污受賄犯罪如在有期徒刑幅度內量刑,會存在量刑失衡的問題。
議案舉例稱,云南思茅地區景谷縣縣委書記謝*衛受賄10萬元判處10年,青海省**控股有限公司總經理孫*康受賄168.6萬元判處10年,兩者受賄數額相差將近16倍,量刑卻完全相同。“這種結果不僅犯罪者本人無法接受,社會民眾對此也無法理解。”朱*玉說。
他建議根據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對貪污受賄犯罪的量刑格以及量刑具體標準進行調整,即貪污受賄罪按每貪污受賄十萬元量刑一年作為基本量刑標準,并將貪污受賄犯罪單罪的有期徒刑最高期限延長至40年。
建議3
死緩改無期徒刑流放
議案表示,死緩作為我國獨創的一種刑罰制度,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刑法》中關于死緩犯執行死刑的條件由“抗拒改造,情節惡劣”修改為“故意犯罪”后,死緩制度逐漸成為名不副實的生命刑。
議案具體分析道,死緩犯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實施故意犯罪能力已經因為監獄的嚴格看管而基本喪失。而屬于判處死刑范疇的死緩,是導致我國死刑判處率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死緩犯的犯罪行為較之應當被判處無期徒刑的犯罪行為要嚴重,但較之應當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犯罪行為又要輕。”對此議案建議,將死刑緩期執行改為無期徒刑加流放刑,“將死緩犯判處無期徒刑另處流放刑,關押到國家指定的西北沙漠、戈壁灘上條件艱苦的監獄中服刑,在起到在無期徒刑基礎上增重刑罰作用的同時,也能大大降低我國死刑判處率,體現我國限制適用死刑的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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