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介紹]

受害人張某，男，1972年生，農民工，經朋友介紹，于2004年3月進入淮南市A公司從事鏟車駕駛工作，但是雙方一直沒有簽定書面勞動合同。2008年2月15日，A公司在阜陽買了一批煤炭，由于通過水運，A公司便臨時租用**B公司的碼頭場地使用。同時張某被A公司派到**B公司碼頭負責對A公司工人在煤炭裝運中的管理工作。2008年2月19日上午9時，張某在B公司碼頭工作時，不幸被B公司職工劉某無證駕駛鏟車從身后軋過，隨后張某被送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劉某被當地派出所刑事拘留。翌日，張某的家人聽到噩耗后及時趕到了阜陽。各方對本案刑事責任方面無異議，但對民事賠償方面存在分歧。首先，A公司說人是B公司的駕駛員軋死的，自己沒有過錯不愿承擔任何民事責任，只愿意從人道主義捐獻3萬元;而B公司卻說人是劉某軋死的并且張某是A公司職工發生事情，張某的家人應向劉某和A公司要求賠償;劉某愿意承擔民事賠償責任但是沒有錢。其次，劉某提出張某是農村戶口，只能安“農村標準”賠償;而張某家人提出張某在城市打工多年依法應按“城鎮標準”賠償。再次，對于本案人身損害賠償里是否可以要求精神損害賠償也產生分歧。

[處理]

案件在審理過程中，經過法院組織調解并經各方充分協商，最終本案達成和解協議。肇事司機劉某、A公司、B公司，依照“城鎮標準”共同向死者家人賠償了38萬元。

[法理分析]

本案是一起刑事附帶民事賠償案件糾紛。刑事責任方面各方無異議，現主要就民事賠償方面針對各方爭議焦點進行分析。

1、責任主體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以及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致人損害的，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一條的規定，由該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民事責任。上述人員實施與職務無關的行為致人損害的，應當由行為人承擔賠償責任。本案劉某是在履行職務過程中致人損害的，由此產生的損害賠償應由B公司承擔。同時本案又構成工傷，依照《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二十條規定，因他人侵權行為受到傷害，同時又構成工傷的，當事人獲得工傷待遇后又向侵權人要求人身損害賠償的，應予支持。當事人獲得人身損害賠償后，有要求工傷待遇的，應予支持。工傷待遇以貨幣形式支付的可以扣除第三人已經賠償的部分，但營養費、精神撫慰金不應扣除。工傷賠償和人身損害賠償的責任主體是同一單位的，受害人只能選擇一種賠償。受害人張某的家人可以依照工傷保險相關法規在鑒定為工傷后，向A公司要求賠償，但是工傷待遇以貨幣形式支付的可以扣除B公司已經賠償的部分，但營養費、精神撫慰金不應扣除。

2、對受害人張某是依照“農村標準”還是“城鎮標準”計算賠償問題。依照《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第二十一條規定農村居民能提供在城鎮的合法暫住證明，在城鎮有相對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已連續居住、生活滿一年的，人身損害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等按城鎮居民的標準計算。農村戶口的未成年人在城鎮上學、生活的，人身損害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等按城鎮居民的標準計算。損害事故發生時受害人是農村居民，但在生效判決宣告以前因法定事由成為城市居民的，其殘疾賠償金按城鎮居民的標準計算。因同一事由造

成的人身損害賠償，受害人既有城鎮居民又有農村居民的，殘疾賠償金、死亡賠償金等按城鎮居民的標準確定。本案中張某多年在城市打工，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并辦了暫住證，依法應按“城鎮居民的標準”計算賠償。

3、精神損害賠償問題。我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實務中，犯罪嫌疑人被定罪量刑的，其一般不再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但是同一案件中的其他民事賠償主體經另行起訴的仍要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本案中除肇事司機劉某外，A公司和B公司均應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