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隱私權已經或正在成為一種國際社會和各國廣泛承認與保護的基本權利，保護個人隱私是維護人格尊嚴和促進個性發展的基本條件。憲法隱私權之法理基礎在于維護人格尊嚴。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隱私的世界里，保護個人隱私已成為維系人格尊嚴和個性自由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伴隨著社會進步和人權發展，“隱私權已經或者正在成為一種國際社會和各國廣泛承認與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①]，透析憲法隱私權存在的法理基礎有利于在理念、規范和實踐層面哩清公權與私權之界限，防止公權力對個人私生活的威脅和侵害，構建完善的隱私權保護規范體系。

一、憲法隱私權的產生和發展

在美國，隱私權面目之變遷一定是最初提出它的布蘭迪斯所無法想象的，它已從不受媒體侵擾的自由擴張到不受國家公共權力侵犯的權利，墮胎的權利……但變化的曲線并非任意，它在不斷地趨近目標，即實現對個人權利和家庭價值的尊重，而學者的智慧、司法的實踐、公眾的參與、時代提出的新問題等等構成其約束條件。[1]紐約州在1903年的州法中首先確認了“私生活的權利”，其他各州也陸續跟上。甚至在未用州法規定“私生活的權利”的州，如加州最高法院也于Melvin.Reid（1931年）乙案中判示：縱令州法未明定“私生活之權利”，但此種權利，本就蘊涵于聯邦憲法及加州憲法“追求幸福之權利”條項中，受聯邦及州憲之保障。[②]而在1928年因違反禁酒法的嫌疑遭到電話竊聽的ImsteadvsUnitedStade案件中，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Brandeis表示：“凡對于侵犯個人隱私權的國家行為，皆被視為違反憲法修正案第四條的行為”，該判決將隱私權視為憲法上的權利，即使美國政府也不能任意侵害。[③]在眾多的隱私權判例中，1965年的Griswoldv.Connecticut案件[2]和1973年的Roev.Wade禁止墮胎案件[3]則具有真正的憲法意義。自此兩案之后，聯邦最高法院正式明確宣示隱私權為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最高法院和大法官們在憲法文本中找到了隱私權的某些根據，即存在于美國聯邦憲法第一修正案（關于表達自由、信仰自由和集會請愿自由的規定）、第四修正案（關于搜查扣押的規定）、第五修正案（關于禁止自證其罪的規定）、人權法案、第九修正案（關于保留權利之聲明）以及第十四條修正案（關于正當程序）有關自由的規定中[4]，特別確立了刑事偵察領域對個人隱私的保護（個人生活空間和私人資訊等）。美國憲法權利列舉式與保留權利條款的開放式規定，為隱私權作為新型憲法權利的確立在規范上和法律技術上提供了依據和可能。自布蘭迪斯和沃倫提出隱私權已逾余年，多數州不僅承認隱私權并予以民法保護，而且把隱私權作為神圣的憲法權利給予保障。當今美國隱私保護立法已呈專門化趨勢，制定和實施了如《美國隱私權法》、《家庭教育權利及隱私法》、《財務隱私法》、《聯邦有線通訊政策法案》、《計算機對比和隱私權保護法》等系列隱私保護的專門法律規范。其中以《美國隱私權法》尤為重要，其第2條“隱私權為聯邦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為隱私權的全面保護提供了明確的規范依據。1996年重新修訂的《聯邦電訊法》亦多處涉及隱私權保護。從眾多的隱私權判例到隱私權的專門立法，一方面體現了人們隱私保護和隱私意識的逐步增強，另一方面體現了隱私保護從普通法向憲法領域的深入以及隱私保護的制度化成果。

隱私權在德國的承認與保護則采取了一種不同于美國的方式，其中有兩個值得關注的背景和情況：一是德國民法制度和民法學研究（包括民法人格權傳統）對德國憲法及基本權利規范有一定影響，但在德國基本法將人格權確立為獨立權利之前尚未有隱私權的規定。民法典中第823條第1項有關損害賠償的“其他權利的規定”[5]為隱私權的最終確立提供了一定的基礎和依據；二是德國經歷兩次世界大戰，遭受了人性尊嚴被踐踏和摧殘的歷史，對德國基本法的制定產生了重要影響。德國法律傳統中本無隱私權的法律概念，也不會有隱私權、名譽權、肖像權等權利規定，但現實中卻無法回避類似于美國隱私保護所遭遇的各種問題，直接面對這些問題并對隱私權的憲法保護作出貢獻的是德國聯邦法院。1954年德國聯邦法院在Schacht案件[6]中不僅將人格權確認為一項獨立的民事權利，認定人格尊嚴、自治、隱私的權利是《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項中的其他權利。此后在1958年Herreneiter案件（騎士案）[7]和1961年高麗人參案件[8]中再次確認了隱私權受到侵害可以獲得賠償。通過這些案件判決使得隱私權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并受到德國民法典保護。民法領域這一轉變與德國基本法中人格尊嚴條款的規定密切相關，可以說是后者的突破構成了前者的擴展與進步的重要原因，而前者的擴充解釋又為憲法隱私保護提供了部門法的素材和基礎。在德國法制中與隱私權相近的概念和指代是隱私領域和其他秘密領域。作為憲法意義的隱私權往往通過個案中一般人格權和個性發展自由獲得解釋和司法保護。在1970年“離婚記錄案”[9]中，聯邦法院認為：個性形成于個人的隱私領域，且憲法保護公民免受國家對該領域的任何侵犯。這項憲法命令要求政府尊重個人生活的隱私；其基礎在于憲法第二章第1節所保障的個性自由發展的權利。如對這項基本權利的內容和范圍加以合理考慮，那就要求國家尊重并保護不可侵犯的人格。[10]此后1972年的“病歷保密案”肯定了上述判決原則，拒絕接受醫生記錄作為指控犯罪嫌疑的證據，即使保密記錄的透露有助于指控程序，這項公共利益亦不足以侵犯醫生和病人之間的隱私關系；1973年的“錄音記錄案”中憲法法院禁止在刑事訴訟中使用受害者與被告的對話的秘密錄音。但法院強調平衡個人隱私利益和主持刑事正義的公共利益之必要。[11]維系一定程度的隱私乃是保有人格尊嚴之必要條件。德國通過對隱私權存在的基礎價值和權利——人格尊嚴的闡釋使其對隱私權的保護更具有整體的意義和功能而不局限于某些具體權利，使得德國對隱私利益的保護從個別具體權利的規定中解放出來，即凡屬與人格尊嚴有關的私人領域包括人身自由、住宅自由、通訊秘密等均可納入維系人格尊嚴的權利保障范圍，構建了類似于美國法中隱私權所涉及的私生活利益保護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