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平均提高18.6%

　　昨日(1月19日)，廣東省政府發出《關于調整我省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決定從今年3月1日起調整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并相應提高非全日制職工最低工資標準。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新聞發布會通告，本次企業最低工資調整，全省平均提高18.6%，并將原來的5類標準減少為4類，取消了個別市轄縣和縣級市標準，采用全市統一標準。

　　標準由原來5類減少為4類

　　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歐真志介紹，這次企業最低工資調整，提高幅度適中，全省平均提高18.6%，其中第一類提高18.2%，增加200元;第二類提高19.6%，增加180元;第三類、第四類分別提高17.3%、19.7%，增加140元。

　　根據《通知》規定，調整后的企業職工最低工資，廣州市執行最高的第一類標準，為1300元/月，即從原來1100元/月的基礎上提高18.2%，對應的非全日制職工最低工資標準為12.5元/小時。另外，深圳市按《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另行制定。

　　針對此番“最低工資標準”將原來的5類標準減少為4類。歐真志說“這符合區域發展變化的實際，也有利于縮小地區之間收入差距，提高欠發達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吸引力，進一步促進我省產業結構調整和城鄉區域的協調發展。”

　　歐真志認為，廣東加快轉型升級離不開廣大企業，適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促使職工工資水平總體提升，可以讓職工更好地安心工作、主動工作、幸福工作，為企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最低工資不是企業壓力原罪

　　面對此番企業最低工資調高，不少港商表示調升最低工資將會加重廠家的負擔，春節后可能出現改革開放后最大港企退出潮。有人預測三五年內倒閉工廠或達兩三成。對于企業抗壓的問題，暨南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廣東勞動學會副會長韓兆洲教授認為企業經營好壞，并不能完全怪罪于“最低工資”。

　　“港企退出潮的說法未免言過其實，在香港，企業要履行最低工資至少要5000元以上。因此作為執行一類標準的廣州，1300元/月的工資相對香港還是很低的。況且適當的提高最低工資，有利于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和企業間競爭，企業會更關注自身的升級換代，改善自己的生存環境。”

　　歐真志說：“適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將增強企業轉型升級的動力，促使部分企業逐步轉變簡單地依靠低工資獲得競爭優勢的發展模式，引導更多的企業主動探索創新發展途徑。”

　　記者在韶關采訪了解到，這里許多企業去年年底就自動調整到了1200—1300元。該市人力資源和勞動保障局劉副局長告訴記者，企業達不到這個工資標準，是很難招到人的。

　　企業聲音

　　調整最低工資標準是大勢所趨

　　東莞唯美陶瓷董事長黃建平認為調高最低工資應該市場說了算。他認為，企業漲降最低工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由地方政府進行宏觀調控，最主要還是在市場競爭，如果企業的利潤上升了不會不考慮給工人加工資的。

　　不過東莞長安添誠兒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楊福壽則說，一味維持最低工資不變，讓外來人員感到實在太低而逐步流向其他城市。屆時企業有訂單，但招不到人、交不了貨、不得不多付3倍的工資請工來做。如果無法準時交貨，導致客戶索賠，甚至為了保住客戶，不得不花巨額的空運費去空運。這也是非常不合算的。

　　“上調最低工資對招工肯定有幫助，但不能緩解用工荒。”東莞市黃江裕成制鞋廠工會主席龔玉文認為，過去770元的最低基本工資由東莞勞動密集型產業多的特點決定，但從長遠用工的角度來看，應該要提高。

　　楊福壽和龔玉文都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大勢所趨，部分靠微薄加工費生存的小型工廠必然會面臨困難。“就像新勞動法出臺后很多企業倒閉一樣，但這是一個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過程。”#p#分頁標題#e#

　　不過楊福壽也說，從國際經驗看，調高最低工資往往是配套其他行政措施的，例如對中小企業減稅，或者增加公共就業項目等，絕少見過單靠一個最低工資調高能取得理想效果的。因此他希望政府在提高最低工資的同時實行減稅政策。

　　專家點評

　　“最低工資”仍未達國際標準

　　韓兆洲教授認為，此次調高最低工資標準，第一類執行水平到1300元，幅度算比較大，但還是仍然沒有達到國際標準。最低工資標準應與CPI聯動，去年至今CPI指數居高不下，因此廣州第一類的工資還是比較低。

　　據韓兆洲研究表明，去年在廣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生存費用達1385元/月，隨著CPI上漲，今年的生存費用還更高。同時數據顯示，1995—2008年間，廣東GDP增長7.4倍，人均GDP增長4.2倍，職工月平均工資增長4.3倍，最低工資標準增長1.7倍。而國際上最低工資標準還應該包括對下一代的撫養費用。韓教授認為，我省最低工資標準上調還有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