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時節，秋高氣爽。9月11日至13日，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2010年年會在素有古絲綢重鎮之美譽的蘭州市召開。本屆年會由刑法學研究會主辦，甘肅政法學院、甘肅省高級人民法院、甘肅省人民檢察院和甘肅省監獄管理局聯合承辦。在為期三天的會議中，來自全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司法實務部門的學者專家200多人，聚焦刑法理論熱點、關注司法實務難點，著眼于完善未來刑法立法，著力于推進刑事司法，具體圍繞社會危害性、刑罰結構、死刑立法控制、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和毒品犯罪等五大議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和廣泛交流。

　　■深度聚焦社會危害性理論的基礎研究

　　社會危害性理論是我國傳統刑法學中犯罪概念的核心。我國刑法理論認為，社會危害性是指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所造成或可能造成這樣或者那樣損害的特性。南昌大學法學院教授利子平認為，就社會危害性的內在構成而言，其無非是由客觀事實與主觀事實構成，前者包括行為事實和危害事實，后者包括罪過種類和罪過程度，因此，社會危害性是客觀事實與主觀事實的統一。但是，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黎宏認為，認定社會危害性應堅持客觀行為是評價行為人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基礎，堅持思想不是處罰的對象，堅持社會危害性是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或者合法權益所造成的實際危害或者現實危害，明確社會危害性是危害行為的客觀屬性，對其評價不應當為行為人的主觀內容所左右。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危害性進行解釋和界定，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就此，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特聘教授高銘暄認為，對社會危害性概念的解釋，應該樹立兩個最基本的立場:一是必須面對犯罪事實，二是盡量朝著合目的的方面解釋。堅持這兩個立場，才能既立足于犯罪本質，避免對社會危害性的解釋淪為純概念的形式邏輯，又關照我國立法、司法，使經過解釋的社會危害性理論真正能夠促進刑事法治的功能。

　　在刑法史上，社會危害性始終都是決定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最基本的原則，即一個行為只有在其能夠對社會造成危害的情況下，才會納入刑法的視野，進而作為犯罪受到刑罰處罰。對社會危害性的價值如何進行具體考察呢?對此，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黃華平認為，可以從兩個層面考察。一是在刑法立法中，社會危害性是行為犯罪化的根據，即脫離了社會危害性，必然不能界定犯罪的外延，最終難以實現刑法懲治犯罪的目的。二是在刑事司法過程中，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判斷既包括把社會危害性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非犯罪化，也包括對法律規定不夠明確的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在法律框架內入罪的正當性。

　　近年來，我國刑法學界一些學者提出對現有的四要件構成理論進行改革，主張引進德日國家的“三階層構成體系”，替代我國現有的犯罪構成理論，并將社會危害性排除在犯罪構成之外。河北大學教授孫燕山反對上述觀點，認為，社會危害性理論是聯結刑事立法者、司法者、學者以及社會民眾對犯罪現象認識的紐帶，對社會危害性的判斷承載著犯罪構成價值功能，而且社會危害性理論與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事立法中并無沖突，不能將社會危害性排除在犯罪構成之外。

　　■刑罰結構的調整與死刑的立法控制

　　刑罰結構是指我國刑罰體系中各種法定刑方法的搭配比例、排列順序和組合形式。刑罰結構由刑罰的結構要素和刑罰結構要素的關系狀態兩個部分組成:前者指各種法定刑的刑罰方法，是刑罰結構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后者指各種法定刑方法的搭配比例、排列順序和組合形式，是刑罰結構內在的邏輯定型和刑罰功能發揮的制約性因素。

　　眾所周知，我國的刑罰結構系以監禁刑為主的重刑結構，該結構在整體設計上的缺陷值得重新思考。陜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劉冀民認為，在我國現有刑罰結構中，死刑、自由刑與財產刑、資格刑的比例失調，以死刑和長期自由刑為代表的重刑在刑罰結構中比例過大，而以短期自由刑和財產刑、資格刑為代表的輕刑在刑罰結構中地位偏低。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教授郭理蓉認為，按照刑期長短或者嚴厲程度將自由刑分為長期、中期和短期三個檔次，自由刑調整則主要是在其兩端即長期自由刑和短期自由刑，長期自由刑的調整關乎自由刑與死刑的關系，短期自由刑的調整則涉及自由刑與財產刑、資格刑的協調，并且長期自由刑與短期自由刑的制度設計直接關系到自由刑目的的實現以及自由刑的效益問題，因此，這兩方面應該成為自由刑改革的重點。#p#分頁標題#e#

　　在我國刑法分則中，除了第九章“瀆職罪”之外，其余各章都涉及無期徒刑刑罰的規定。但是，目前無期徒刑與死緩、有期徒刑之間都存在著不協調之處，對此，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王志祥提出，改革無期徒刑:一是在現行的無期徒刑之外增設一種嚴格的無期徒刑，二是廢除刑法第八十一條第二款關于累犯和因殺人、爆炸、搶劫、強奸、綁架等暴力犯罪被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釋的規定;三是廢除死緩可以減為有期徒刑的規定，規定死緩在兩年考驗期滿之后只能減為嚴格的無期徒刑;四是延長一般無期徒刑的最低實際執行期限，規定實際執行期限少于二十年不得假釋或者減刑后最低執行期限不得少于二十年。浙江省諸暨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朱祖洋分析認為，有期徒刑與死刑、無期徒刑之間沒有形成合理的刑罰梯度，與拘役、管制并罰缺乏法律規定，刑罰本身缺乏層次性。因此，可以將單處有期徒刑提高到二十五年，數罪并罰時提高到三十年，明確與拘役并罰時的方法，細化等級和刑格。

　　關于我國死刑的控制方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認為，控制死刑的步驟應當是司法先行，立法緩行。司法先行控制死刑的核心環節有兩個，即統一死刑的適用標準和以“死緩”逐漸取代死刑的執行。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盧建平建議現行死刑政策應該加上廢除死刑的目標:第一，以憲法形式規定人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明確死刑的過渡性質。第二，在刑法總則中:一是增加規定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將廢除死刑作為有法律效力的奮斗目標。二是限制死刑罪名的范圍，使其局限于最為嚴重的極少數犯罪的范圍。三是嚴格和明確刑法總則中有關死刑的適用條件和標準，特別是補充主觀方面的內容。四是擴大禁止死刑適用的對象范圍。在刑法分則中，一是按照國際公約中最嚴重的犯罪標準刪減分則中的死刑罪名，二是按照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重新配置個罪的刑罰量，盡可能提高死刑適用的門檻，逐步減少死刑被適用的概率。第三，在刑事訴訟方面，當務之急就是強化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使死刑裁量更加公正公平，明確最嚴格的證明標準和證明方法，統一死刑案件的裁判。

　　■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與毒品犯罪的懲治與防范

　　我國現行刑法規定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在此之前，我國是將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作為團伙犯罪來處理的，因此，研究我國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首要任務就是梳理該種犯罪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國刑事警察學院副教授趙穎認為，我國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萌芽時期，始于上世紀七十年末至八十年代末，它主要由犯罪團伙發展起來，主要是通過暴力手段攫取巨額經濟利益。二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發展階段，開始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不再直接通過暴力獲取經濟利益，仍然以暴力為后盾，通過非法的經營達到目的;境外黑社會組織向國內滲透。第三階段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升級。二十一世紀以后，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更加猖獗，組織程度和規模增強，呈現國際化趨勢。黑社會組織犯罪是有組織犯罪的典型形態或種類，長期以來，有兩大難題困擾著有組織犯罪理論研究:一是有組織犯罪的概念，二是有組織犯罪的分類及其認定。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于志剛認為，黑社會性質組織和黑社會組織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組織發展程度和社會危害性方面存在差異，但是立法機關的刻意區分，對于從嚴打擊黑社會組織犯罪的刑事政策而言卻帶來了刑事司法上的難題和內在邏輯矛盾，首先黑社會組織性質犯罪發展到黑社會組織罪的標準難以量化，導致黑社會性質組織難以認定;其次，依照現行刑法規定，黑社會性質組織具有黑社會組織同其他事物相區別的屬性，但又不屬于黑社會組織，邏輯上是錯誤的。西南政法大學教授梅傳強提出，完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罪狀表述，改變將組織者、領導者和參加者一起規定，并設置相同法定刑的立法，以體現區別對待。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增設財產刑和特別再犯規定，提高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的法定刑。#p#分頁標題#e#

　　對我國的毒品刑事政策考察后，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嚴勵認為，我國的毒品刑事政策經歷了一個由單一的屬于國家整體政策的一部分逐步發展成為具有自身內在體系的多元結構的歷史。他從定罪和量刑兩個方面探討了現行毒品刑事政策，提出“最好的禁毒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毒品刑事政策”的觀點。但是，云南大學法學院教授陳云東對目前我國的禁毒刑事政策的正當性提出了質疑，把吸毒行為和毒品犯罪行為的具體危害性描述為傷害人民健康、誘發犯罪、破壞社會風氣、破壞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這里邊除了傷害人民健康具有經驗上和理論上的正當性之外，其他危害都具有非理性的情緒化色彩。毒品犯罪是我國現行刑法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七節所規定的犯罪的統稱，在該類犯罪中，配置死刑的只有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從刑法理論上講，此罪名系選擇性罪名，包括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四種獨立的犯罪行為，行為人只要實施了其中任何一種，均可判處死罪，顯不合理。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趙秉志教授認為，在保留死刑的背景下，對于罪行極其嚴重的毒品犯罪分子應當依法判處死刑。但是，在對毒品犯罪采取嚴厲打擊的形勢下，尤其在審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應當堅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